你去天坛祈年殿看，那里是没有“神像”的。
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两河流域，不管你拜啥，都有神像，要不就是仿照人的形象，要不就是仿照自然或动物的形象。但在商以后的中国本土的信仰体系中，一直没有神的形象。
即便在有神像的年代，中国人也和“神”走得远，和“人”走得近。
甲骨文上记载的至高神是殷商的“帝”——“凡风雨祸福，年岁之丰音，征战之成败，城邑之建筑，均为帝所主宰”。但神奇的是，殷人虽承认“帝”至高无上、主宰万有，但殷人却不怎么向“帝”献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殷人祭祀的活动，大多都是祭祀祖先和自然神，少数才是帝。祭祀祖先的卜辞有上万条， 祭祀帝的仅有几百条。而且祭祀祖先的时候会献上特别珍贵的祭品和牺牲，但对“帝”的祭祀就，相当朴素。
商人的“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高度一般化、抽象化的存在。老实说，这种不那么强调形象和位格的“神”一般会出现在比较晚期的宗教体系中。原始宗教大多都是直接从自然界和动物界找个最厉害的照着筑个像就来拜了。以色列的耶和华不许人给自己制作偶像，这在当时看来就是个异端，而且以色列人自己也根本把持不住，还是常常要去拜有具体偶像的巴力。
商人最亲近的神其实还是“人”的延伸，也就是他们的“祖先”。祖先不像“帝”那么遥远，可以给“帝”传话；也不像“帝”那么喜怒无常，“帝”既可降福也可以降祸，但祖先几乎总是带来护佑。商人显然更信任祖先。
这样自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代表神权的祭司和巫师们根本没机会逾越王权之上，毕竟和祖先最熟的不是他们，而是留着祖先血液的商王们自己，商王完全可以假托祖先之言，说这就是帝的命令。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参考商王盘庚迁都殷地时的动员讲话。
而到了周朝，“帝”这个概念就更加被剥离了。周公以“天”取代“帝”，以不容置疑的“天命”取代了喜怒无常的“帝意”。这一置换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把神权驱离出了中国的政治叙事。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国政治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周公奠定的根基。
“帝”和“天”的底层逻辑非常不同。
“帝”无论怎样疏远，也是一种君王意志的投射。但“天”就不一样了，它是在“帝”的概念上再一次提纯，尽可能的消解人的位格和性情，剩下那个客观的、唯物的、硬邦邦的核。
“帝”随行无常，但“天”有常，且有德。
“天”不是某个君王意志的体现，而是维系万物和万有的创生及发展的规律和秩序的体现。“天有德”，不是指“天”的性情，而是指“天”的伦理，也就是万事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德”是“道”的方向，“道”是客观规律，“德”顺应这个规律所产生的生命的秩序，就是我们看到的，太阳照耀世界，雨水滋润大地，植物从阳关和土地中汲取食物，生灵与生灵之间交换能量，万物生长，欣欣向荣，这就是“天有德”。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中国人的“天”不言，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嫉妒、发号施令。“天”不说话，然而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这些不都遵循上天的法则，不都接受上天的命令，不都反映上天的安排与秩序？
“天”就是生命的源泉，发展的根本，是客观规律和秩序的本体。
因此，中国人祭天是没有任何神像的，因为“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香”。“天”喜欢的不再是牛羊牲畜，更不可能是人把自己杀了这种蠢事。“天”喜欢的，是馨香的德行，顺应客观规律的运作，服从创生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和互动。有德的人得民心，有德的王得天下。
武王伐纣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 为什么说商王不敬上天？祭祀仪式搞那么大阵仗，还说不敬？很显然，这里的“不敬”不是指不敬某个具有人类性情的神明，而是指你商王倒行逆施，不敬上天的规律和秩序，使得社会怨声载道，民心倒戈，才有“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周公废除了人殉，简化了祭祀，也是这个道理。天人合一不是透过祭祀、人殉，人尊重事实，顺应规律，就是天人合一了。
周人有这样的领悟，不是没有原因的。商王统治后期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各地都有反抗和起义的苗头滋生。如果商人的祖先真能护佑商人的天下，又怎么可能如此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目睹商朝的没落与倾覆，“帝”的无动于衷以及商“祖先”的束手无策，周公很有可能被一种强烈的唯物主义洞察打动，去tm的天皇老子，不顺应天的自然法则，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至此，一个崭新的观念跃然纸上，王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神”的加持，而是要依赖“客观法则”的背书。而在政治哲学中，这个法则实际上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长治久安靠的不再是献祭于帝，而是民心所向。以德受命，失德坠命，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彻底与神权分道扬镳的分水岭了。
在这之后，神不再高高在上，天意运行在地上，人靠着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与天合一。引导中国政治格局的不再是让人心生恐惧与崇拜的偶像神学，而是真正探求和思索宇宙运行规律与秩序，伦理与自然，偶然与必然，天命与人意之间关系的“天之叙事”。
正是在这个底层逻辑的支配下，才产生了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洞察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天命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