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讨论其经典使用情景。

如果是上面的人说的，那就是对制度之大弊极其无耻的美化；

如果是下面的人说的，那就是令人无比绝望的自发自主的奴性。

他们把从县丞到皇帝都算做一个绝对客观、充满公理和真理的无上意志的化身；而一旦被这些大明官员砸醒的时候，又不断地把这些人从无上意志中剥离开来，然后忠心耿耿地留下一句：

---

关于这句话的论述，我认为b站up“谢玄1991”在他的视频中有着极为恰当且精彩的论述，现为大家摘抄如下

封建王朝的百姓，总是幻想着一种上达天听的正义降临。

他们虽然不曾有过像基督徒一般如此大范围高深度的统一宗教信仰，但一样对“天”和庙堂有一种迷信。

他们不断地自我催眠着，把自身苦难归因到某个特例的身上。

“淳安”的百姓被“田有禄”欺负，他们就安慰自己，这是因为知县不知道；

状告到知县那里，发现还是一样黑，就继续解释是因为知府不知道；

当知府把他们当蝼蚁的时候，他们就盼望着巡抚大人；

当巡抚大人是诸如郑泌昌何茂才一伙的时候，就惦念朝中阁臣；

阁葵是奸相严嵩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

谁再说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信仰，我就用这句话狠狠滴抽他的脸！

谨以此回答献给那些即使在最深重的黑暗中仍不愿意放弃做人的底限，抵制恶政，阻挠暴政执行的人，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所知，但他们的精神永世长存。

常说上面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坏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上面本意就是坏的，下面的良心未泯，于心不忍，具体执行过程中没把事做绝，让事情变的没那么坏，结果被上面认为不忠，被除掉，还要为坏的本意背锅，受世人唾骂。其他后继鹰犬看到前车之鉴都不敢再心慈手软，内卷之中争相把事做绝，充当黑手套，与上面分演红脸黑脸，从而使上面在执行的结果越来越坏，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操劳、亲切、忍耐的好领导形象，民众一日不能识破此种骗局，辜负那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坚守底限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人，就活该堕入此术被愚弄摧残一日

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亚戈达，领导契卡进行大清洗的时候对“阶级敌人”和“外国间谍”多有放过，许多无辜者在被逮捕审问确定无罪后还能被释放，这一点是叶若夫和贝利亚做不到的，也因此被斯大林认为是屁股挂树上不落地，想给自己留后路，不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而被叶若夫取代，于1938年3月15日遭枪决，大清洗滥捕滥杀的恐怖随即被推向高潮。所以大清洗可以说是先从内务部开始的

同样的还有米洛舍维奇从未下达过纸面命令说要对穆族人进行种族屠杀，松井石根从未公开下令要搞南京大屠杀，希特勒从未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进行过书面认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让自己露相，只要暗示或默许下面就会变本加厉，否则下面的就有被淘汰替换的危险，内卷竞争之下，劣币驱逐良币，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你最好期待，真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坏了，而不是

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Marx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rev，人家起来了又加以repression。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capitalist方面反对proletariat。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CCP，新市委repression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毕竟他们在上面斗法，刀却都砍向下面了

1967年2月
12日　首席代表对河南问题批示：“河南闹得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各方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rev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rev的，恰恰是rev的，弄颠倒了。”
1967年2月（开封）
11日 夜晚，“八·二四”群众组织与“赤卫队”群众组织在市交际处发生“武斗”，交际处的一些电话、门窗及室内物品被砸坏，部分院墙被推倒。
12日至13日 中共开封市组织部长张宗谦先后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和《告全市党员、团员、干部同志书》，呼吁维护CCP的领导权，恢复党的活动。 18日 驻汴部队某部遵照中央军W的指示，于当晚接管了被”八·二四”造反组织强占的开封市广播站。
27日 由中PLA驻汴部队、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18个单位的“佐派”群众组织，计31名代表组成的开封市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简称市筹委）。下设CR、生产、保卫、秘书四个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日市筹委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出正副主任及常委共9人，同时发布《开封市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通告》。

说来讽刺，就算斗失败了，某人不也一样享受了高规格待遇吗？

当然如果是另一批人，那就难说了

至于你吗？为什么非要考虑上面的好坏呢？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呢？

有好多工人同志们，还有其他方面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说到北京来告状。有的是来告状的，有的是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工厂里头要求罢官，把一个什么人拉到北京来，有的要求平反到北京来，什么黑材料他不交，到北京来。
同志们这样一些问题，都用不着到北京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工人阶级，我们掌握了权，就可以处理，rebel factions自己来决定。（掌声）要不要他当官，本来就应当由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决定。（掌声）选谁，不选谁，应当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称职的应该随时撤换。如果权不掌握在我们proletariat手里，那么，我们被他们过去打成‘反rev’的同志们，他们就会对我们实行capitalist专政，实行白色恐怖。
如果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那我们就翻身了。……如果我们rebel factions没有权，那么今天迫于形势给我们平反了，将来他还会翻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中心的东西。这就是权！什么黑材料、白材料，都归我们自己来处理了，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这个权，如果我们掌握的权不牢靠，将来还会让他们翻过去，他们将来还会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夺权。（口号）”

（于一九六七年一月）

我昨天把女朋友放冰箱里的半熟芝士蛋糕给吃了。

就这个好利来奥利奥口味的。

她发现后嚎啕大哭，说自己特意把最喜欢的口味留在最后，结果没了。

我解释道自己本意是好的，我看它在里面放了好几天，怕坏了。

女朋友听了之后，灿烂的笑了。

摸摸肚子上班后，看见老板在发火，

他说自己昨天放在桌上的重要文件不见了。

我才想起来是之前出于好意，

在收拾办公区时顺便帮老板位置也打扫了。

至于那份文件，现在应该已经被某辆垃圾车运走了。

老板听后，灿烂的笑了。

骑车路过天桥，看见边上坐着个乞丐。

大冷天的蜷缩在一面脏被子里，瑟瑟发抖。

我赶忙跑过去，扯过他的棉被说：

“你这被子太脏了，继续盖会生病的。”

出于好意，我就把被子拿走了，准备回家后洗干净再还给他。

听完我的话，乞丐也灿烂的笑了。

笑的直哆嗦。

我抱着脏棉被回到家，刚一进门差点被绊倒。

低头一看脚边竟堆满了快递包装盒。

我惊愕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女朋友，

她淡淡道：

“我用你的银行卡把我淘宝购物车清空了。”

“什么！？”

还没等我张口，她就立刻制止，笑道：

“我本意可是好的，我是怕你纠结送我什么礼物，就自助解决了~”

这时，手机接到一条微信，是公司老板发来的，他说：

“小凯啊，明天之后你就不用来上班了，我也是出于好意，怕你太累。”

下一秒，背后传来敲门声。

打开后却没有人，低头看见一张压在砖头下的纸条，

上面歪歪曲曲写着一行字：

“出于关心你交通安全的好意，我把你电瓶车骑走了，棉被不用还了，沙比。”

我直愣愣地站在冷风里，沉默半晌，喃喃道：

“原来，大家的本意都是好的啊。”

于是我抬起头，灿烂的笑了。

笑的眼泪直流。

我是凯子，

电瓶车没了，明天没法上班了。

奥对，反正我也不用上班了。

你不喜欢吃辣椒，结果吃拉面的时候，旁边有个人非常喜欢吃辣，趁你出去拿小菜的功夫，偷偷往你面里加了辣椒。

你回来看到上面飘了层辣油，非常生气，大声质问是谁干的。

那个人站起来了：“我是为你好，加辣多好吃啊，你也太没品味了，你快吃一口，然后你肯定会谢我的。”

你指着他的脸骂，“我cnm，你什么东西多管闲事，老子想怎么吃要你管，你赔我一碗面。”

他旁边的朋友站起来了，说了以下这几句话，请问阁下又要如何应对：

“我来说句公道话。”

“他本意是好的。”

“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儿。”

“让你吃点辣怎么了，你不想吃就算了，干嘛这么小气。”

“你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亏你还是男生/女生/大学生呢。”

“得饶人处且饶人”

“大家各退一步”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丢不丢你母校的脸”

“中国人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不就一碗面的钱吗，怎么你还没完没了了?就你这样，活该一辈子是个穷鬼。"

“算了，我们大人不记小人过，不和你计较了。”

我猜，按照你被pua的程度，估计你被人骂完之后，还要给对方道个歉~

一个幼稚而有害的观点。用主观意图代替客观影响，机械地割裂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同一性，这不啻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而且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去评判历史人物，那冈村宁次、松井石根都不是战犯了嘛！毕竟人家可“善意”着呢！

我们先看々日军的文件是怎么要求日军的：

可以说日军的上层南京陷落之初就告诫普通士兵不得烧杀抢掠，可日军后来的种种罪行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这算不算是“上面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执行坏了” ？

我们再看看冈村宁次的阵中感想录：

8月18日(九江) A
今日吉本参谋长去对岸巡视时发现:小池口附近的台湾混成旅团 (波田支队)原田大队风纪紊乱，掠夺、 强奸频频发生。更有甚者，有人趁附近村庄村长集中之时,剥夺他们的服装，并占为已有,还实施强奸。甚至还有人将正在参加机场建设的村长之妻女轮奸。村长大怒。致使机场建设受挫。还有人贪污飞机场苦力工薪，还有驻九江士兵私自过江施暴。我倒蒋爱民标语四处张贴，却不见成效。
于是，我和参谋长商量后，决定将九江宪兵全部派往对岸，悉数逮捕案犯，交军法会议审判。同时，将九江特务机关主力派往对岸恢复安抚建设工作。

后来，冈村宁次为了整顿军纪，还让后方的人专门设置了一个战地强奸罪：

8月23日
五十岚宪兵队长来说:他调查了小池口发生的上等兵以下三人的轮奸事件，女孩并无太大的反抗，且不打算起诉。因只有提出控告，强奸罪名才能成立，否则不能立案,所以打算按不予起诉处理，军法务部长也是这个意见。
对此。我口头勉励他说:“我也知道强奸罪必须有控告方。然而这是平时发生于国内的处理办法，战时则要三思而后行。说到底，我们军人必须坚持神武精神，而神武精神是战场上军人行为的基本准则，比法律更重要。再说，被害者担心日后报复，且置身于刀枪之下，只得违心放弃控告。宪兵应该洞察被害者心情，说服她们控告才对。所以犯人必须严肃处理。”对此吉本参谋长表示同意。自南京战役以来，我皇军就是这样一步步丧失我爱民之武德，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名曰圣战，如果丧失神武精神,圣战又从何谈起?从宪兵到法官早已忘却整体意义上的神武精神。
(追记:1940年2月，我回到国内，对阿南陆军次官提及申诉立案强奸罪问题，建议改成战地强奸罪(无论有无申诉)。阿南次官不愧为正义之士，立刻表示同意并答应着手修改。其后我赴北□□就任时，看到了陆军刑法修正条例，确有战地强奸罪在内。其间历时竞两年，人们对此事如此漠不关心，令人愕然。)

在某些人看来，这真是“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宁次对这类现象的反思，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西化太快：

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滥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等等，但主要原因是国民公德意识低下在战场上的反映。
自明治维新以来,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名列一等国家之列， 这无疑得益于我们引进了欧美文化。但是，由于发展步伐太快，有些有害的外来思想中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也被囫囵吞枣地引进了。而我们传统精神反而被束之高阁，这不能不让人痛心。我们的祖先对待外来文化无一不是加以细嚼慢咽，待消化之后，才将其融合进我们传统精神的。对比起来我们远不如古人。

接着来看松井石根，这位战犯的日记就是接二连三地对日军军纪感到不满，并表示要严惩：

但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在最初阶段没有彻底监督各部队长。为此，我在入城后的第二天(12月17日),特地召集了各部队的将校，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采取善后措施。严格命令将校们要根据法律严格审判犯罪者。然而，这些坏事都是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生的，因此，没能对所有肇事者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情。
[栏外]关于本次事件， 在军法会议上，受到审判的将校以下人员达数十人。

12月18日(阴)
今早会见了各师团的参谋长。由军参谋长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指示，众人又共同进行了商讨。我特地就以下三点对大家进行了训话。
一、严整军纪、风纪。
二、排除鄙视xx人的思想。
三、掌握国际关系要领

12月23日(晴)
现在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风纪等节外生枝的问题。

12月26日、27日(晴)、28日(雨)
听说南京、杭州附近又出现了抢劫、强奸情况。于是我特地派幕僚前往解决，并要求幕僚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类事情，还要处分责任人。我承认现在必须立即杜绝这种恶劣现象，严厉地要求各军做到这点。


2月6日
虽然人民迟迟不愿返回家园的主要原因是xx人民对我军怀有的恐惧心理一直没能消除，寒冷和没有房屋居住也是不愿返回的原因,但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xx人的抗拒心理，而是恐惧和不安。即，通过了解xx人对各地守备队的看法可知，不仅我所倡导的精神没有在军队里贯彻下去，xx人既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没有足够的觉悟。一方面，军队松懈的军纪风纪还没有彻底恢复，另一方面，各部队干部碍于情面，对一些违纪行为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军队主动做的宣传安抚工作，不如说是有害无益、适得其反。真令人叹息不已。

面对日军层出不穷的犯罪，松井石根有时也用“少数人”、“不可避免”来为自己脱罪：

12月20日
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早就被黑格尔批判过，我真的不想再多费口舌了，这里就直接引用张世英的论述吧：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以较多的篇幅，用人的行为与动机为例，说明了“外”与“内”的有机联系，特别是批评了离开“外”而言“内”的形而上学思想：一个人自夸在内心里有善良的动机，而在外部行为上的表现并不与之相符合，那末，他的内心也同样是不实在的。尽管常常在个别情况下，善良的动机不能得到实现，但一般地讲来，“内”与“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必得说：人的行为［外］形成他的人格［内］。彼以自觉其内在的高超而虚骄自诩的人，可举出福音中一句名言以驳斥他：‘汝须从行为的果实里去认识人’。”[78]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即对于有伟大成就的人，专门挑剔他们内心的动机如何如何不善良，说他们的事业不过是外在的表现，而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虚荣和私欲。黑格尔指出：“须知偶而在一两件事情里，可以伪装，可以隐藏，他们却无法遮掩他们全部的内在自我。在整个生活过程里任何人的内心也不可逃避地必得流露出来。所以即在这里我们仍然必得说，人就是他的一串行为所构成的。”[79]有一些历史学家，采取“实用主义的”历史写法，只注意在英雄人物的伟大成就背后寻找个人的动机，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权力欲和虚荣心等等。黑格尔批评这样的历史写法否认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是“学究式的小聪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