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本意是好的”这句话？

一个幼稚而有害的观点。用主观意图代替客观影响，机械地割裂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同一性，这不啻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而且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去评判历史人物，那冈村宁次、松井石根都不是战犯了嘛！毕竟人家可“善意”着呢！

我们先看々日军的文件是怎么要求日军的：

可以说日军的上层南京陷落之初就告诫普通士兵不得烧杀抢掠，可日军后来的种种罪行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这算不算是“上面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执行坏了” ？

我们再看看冈村宁次的阵中感想录：

8月18日(九江) A
今日吉本参谋长去对岸巡视时发现:小池口附近的台湾混成旅团 (波田支队)原田大队风纪紊乱，掠夺、 强奸频频发生。更有甚者，有人趁附近村庄村长集中之时,剥夺他们的服装，并占为已有,还实施强奸。甚至还有人将正在参加机场建设的村长之妻女轮奸。村长大怒。致使机场建设受挫。还有人贪污飞机场苦力工薪，还有驻九江士兵私自过江施暴。我倒蒋爱民标语四处张贴，却不见成效。
于是，我和参谋长商量后，决定将九江宪兵全部派往对岸，悉数逮捕案犯，交军法会议审判。同时，将九江特务机关主力派往对岸恢复安抚建设工作。

后来，冈村宁次为了整顿军纪，还让后方的人专门设置了一个战地强奸罪：

8月23日
五十岚宪兵队长来说:他调查了小池口发生的上等兵以下三人的轮奸事件，女孩并无太大的反抗，且不打算起诉。因只有提出控告，强奸罪名才能成立，否则不能立案,所以打算按不予起诉处理，军法务部长也是这个意见。
对此。我口头勉励他说:“我也知道强奸罪必须有控告方。然而这是平时发生于国内的处理办法，战时则要三思而后行。说到底，我们军人必须坚持神武精神，而神武精神是战场上军人行为的基本准则，比法律更重要。再说，被害者担心日后报复，且置身于刀枪之下，只得违心放弃控告。宪兵应该洞察被害者心情，说服她们控告才对。所以犯人必须严肃处理。”对此吉本参谋长表示同意。自南京战役以来，我皇军就是这样一步步丧失我爱民之武德，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名曰圣战，如果丧失神武精神,圣战又从何谈起?从宪兵到法官早已忘却整体意义上的神武精神。
(追记:1940年2月，我回到国内，对阿南陆军次官提及申诉立案强奸罪问题，建议改成战地强奸罪(无论有无申诉)。阿南次官不愧为正义之士，立刻表示同意并答应着手修改。其后我赴北□□就任时，看到了陆军刑法修正条例，确有战地强奸罪在内。其间历时竞两年，人们对此事如此漠不关心，令人愕然。)

在某些人看来，这真是“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宁次对这类现象的反思，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西化太快：

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滥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等等，但主要原因是国民公德意识低下在战场上的反映。
自明治维新以来,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名列一等国家之列， 这无疑得益于我们引进了欧美文化。但是，由于发展步伐太快，有些有害的外来思想中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也被囫囵吞枣地引进了。而我们传统精神反而被束之高阁，这不能不让人痛心。我们的祖先对待外来文化无一不是加以细嚼慢咽，待消化之后，才将其融合进我们传统精神的。对比起来我们远不如古人。

接着来看松井石根，这位战犯的日记就是接二连三地对日军军纪感到不满，并表示要严惩：

但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在最初阶段没有彻底监督各部队长。为此，我在入城后的第二天(12月17日),特地召集了各部队的将校，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采取善后措施。严格命令将校们要根据法律严格审判犯罪者。然而，这些坏事都是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生的，因此，没能对所有肇事者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情。
[栏外]关于本次事件， 在军法会议上，受到审判的将校以下人员达数十人。

12月18日(阴)
今早会见了各师团的参谋长。由军参谋长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指示，众人又共同进行了商讨。我特地就以下三点对大家进行了训话。
一、严整军纪、风纪。
二、排除鄙视xx人的思想。
三、掌握国际关系要领

12月23日(晴)
现在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风纪等节外生枝的问题。

12月26日、27日(晴)、28日(雨)
听说南京、杭州附近又出现了抢劫、强奸情况。于是我特地派幕僚前往解决，并要求幕僚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类事情，还要处分责任人。我承认现在必须立即杜绝这种恶劣现象，严厉地要求各军做到这点。


2月6日
虽然人民迟迟不愿返回家园的主要原因是xx人民对我军怀有的恐惧心理一直没能消除，寒冷和没有房屋居住也是不愿返回的原因,但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xx人的抗拒心理，而是恐惧和不安。即，通过了解xx人对各地守备队的看法可知，不仅我所倡导的精神没有在军队里贯彻下去，xx人既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没有足够的觉悟。一方面，军队松懈的军纪风纪还没有彻底恢复，另一方面，各部队干部碍于情面，对一些违纪行为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军队主动做的宣传安抚工作，不如说是有害无益、适得其反。真令人叹息不已。

面对日军层出不穷的犯罪，松井石根有时也用“少数人”、“不可避免”来为自己脱罪：

12月20日
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早就被黑格尔批判过，我真的不想再多费口舌了，这里就直接引用张世英的论述吧：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以较多的篇幅，用人的行为与动机为例，说明了“外”与“内”的有机联系，特别是批评了离开“外”而言“内”的形而上学思想：一个人自夸在内心里有善良的动机，而在外部行为上的表现并不与之相符合，那末，他的内心也同样是不实在的。尽管常常在个别情况下，善良的动机不能得到实现，但一般地讲来，“内”与“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必得说：人的行为［外］形成他的人格［内］。彼以自觉其内在的高超而虚骄自诩的人，可举出福音中一句名言以驳斥他：‘汝须从行为的果实里去认识人’。”[78]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即对于有伟大成就的人，专门挑剔他们内心的动机如何如何不善良，说他们的事业不过是外在的表现，而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虚荣和私欲。黑格尔指出：“须知偶而在一两件事情里，可以伪装，可以隐藏，他们却无法遮掩他们全部的内在自我。在整个生活过程里任何人的内心也不可逃避地必得流露出来。所以即在这里我们仍然必得说，人就是他的一串行为所构成的。”[79]有一些历史学家，采取“实用主义的”历史写法，只注意在英雄人物的伟大成就背后寻找个人的动机，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权力欲和虚荣心等等。黑格尔批评这样的历史写法否认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是“学究式的小聪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