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以为的很多东西，是1949年之后革命史观、阶级史观、人定胜天、强调发挥人民主观能动性的时期确定下来的，是那个人重塑了整个中华民族，让你们觉得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没有人是生来就要去做奴隶也没有人生来就要去做王侯的。

陈胜吴广、黄巾军、李自成，乃至近代的白朗，这些人是作为路线斗争里的“无产阶级人民”这条线串联起来，和统治阶级相对的，他们的地位在那三十年里实际上被空前拔高，这是和以继续革命为社会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建设相适应的。

他的晚年，乃至去世之后，人们才开始探讨革命是为了什么——之前的革命就是为了革命自身，革命是一定能让日子好起来的，革命是不需要论证合法性的，造反有理。但是问题是，不断造反、继续革命的实践证明，这并不能让人吃饱饭，也不能让人过上好日子，还会让人被高射炮打。

所以才有新一轮意识形态建设，强调国家、民族的自豪感，通过中国女排、强调抗洪、强调两弹一星精神、重新确立勋章制度、探索新时代下的精神激励、通过各种国家行为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来逐渐将之前塑造的继续革命的社会意识形态逐渐过渡掉，同时牢牢由先锋队自身把握革命和改革的定义（以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避免社会再出现那样的混乱——革命的时代不需要中国女排连胜来确立民族自豪感，我们能够继续革命就是我们的自豪感。

这实际上是我们放弃了对马克思提到的社会共和国路线的实践，转而去走马克思提到的民主共和国路线的标志。

从革命到改革，这是两个社会时期，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你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那些社会意识几乎离不开这两个社会时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这两个时期重新考证的历史、重新编写的基于现代人视角的历史书。

不要以为现有的就是应得的，那是无数人用血泪换回来的。

科举制确实是给了寒门小贵族一个进阶的参政机会，但是大贵族从来可没有消亡……要不然，明清两代的宗室可是啥……？

醒醒，“王侯将相宁有种”是陈胜20岁放的屁，30岁他就把这个屁吃回去了。为招揽六国贵族陈胜承诺推翻秦朝会再封土给他们，还处死“苟富贵无相忘”的发小。“王侯将相确有种”才是中国人向往的生活。

先说结论，如图：

高赞回答有一种幽默感，

贵族们平时接受供养，可流血打仗是他们的事。打赢了还好，如果打输了，是要自杀的，是要剖腹的！（项羽打输了，宁愿自杀也不愿过江东，此为贵族气）因为贵族不能吃白食！除去道德之类虚的，贵族之贵，就在此处！贵族要把荣誉和胜利看的比命还重！这是一种极大的道德压力。
农民们种地，那就纳粮供养贵族，这是你的责。那么你的权是什么？被人欺负了，贵族替你出头。外敌入侵了，贵族们替你挡刀。那么农民的权责都固定好了，也就可以好好种田了。不要小看农业，育种，土壤和病虫害都大有学问。一代代种下去，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的经验积累下去，这个农业也是可以日新月异的。农业技术搞明白并不比贵族的五经六艺低到哪里去！

肯普滕的自由农民怎样失去了他们的自由

肯普滕修道院位于阿尔郜，院内的文献和这地区的档案都生动地叙述了农民是怎样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他们的自由、遭受不合理负担的重压。

优美的阿尔郜高居于博登湖东面，沿蒂罗尔山脉北麓，向累赫河绵延下垂，再向前就直接与阿尔卑斯山衔接。自古以来，就有众多的自由农民在这里生息。这些 “生来就是自由的” 农民，部分散居在四周，部分形成一系列互有联系的村落和庄园。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原先同贵族的一样完全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庇护人，也可以随时随地迁徙，对庇护人，他们只受其裁判和向其纳贡。与他们稍有区别的是一个同样为数众多的阶级 —— 自由佃农：像前者一样，自由佃农享有人身自由，并有权立遗嘱，由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签订契约，完全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财产，可以自由地向各处迁徙而无需以劳役和财产来纳税，充其量，每年不过交很少一些钱给祭坛，给保护人交一笔保护金。至于庇护人，他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更换。他们既无需服兵役，也无需交纳接租税、献出部分遗产或日常值勤等等。只有当一名男的或一名女的自由佃农死亡时，才把最好的衣服献出来作为死亡税。渐渐地他们成了修道院、贵族和城市的臣属。下面便是肯普滕地区发生的情况：

起先在这段时期里，除了合法的死亡税外，也还要增收接租税。以后，接受或持有教堂田产的那些自由佃农，也要和其他教堂农奴一样，交纳息金、地租和服劳役；人们开始把这样的自由佃农慢慢地如同教堂农奴一样加以看待，并把他们与教堂农奴一齐纳入到一个阶级；那些逆来顺受、未能及时维护其自由地位的权利的人，几年之后，就被列为农奴，并遭受农奴一般的待遇。（我权责对应呢，我权怎么越来越小了？）绝大部分田产通过上述途径不久都成了修道院的产业（农民种地，我地呢？），所以，很多自由佃农也就同时成为修道院的租种者。正因为如此，就有很多自由人不久都变成了农奴并被当做农奴对待了。他们最先被剥夺的自由是结婚自主的权利。修道院禁止在它那里持有租地的自由佃农同完全自由的人，或者同隶属于另一个领主的人结婚，因为依照阿拉曼尼法同自由的妇女所生的孩子是完全自由的；反之，修道院鼓励自由佃农同它的农奴结婚，因为这样出生的子女就是教堂的农奴。

据文献记载，在十二世纪中叶，还有许多农民完全自由而直接地在皇帝保护下居住在他们的庄园中，除去服兵役以外，没有其他义务。诚然，教堂千方百计地也把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下，以便保护人易于逐步使他们受到与无自由人的同样待遇，并使他们日益受到钳制与束缚。由于时世不佳，致使一些自由人采取容忍态度，并使恢复他们自由和权利的要求延宕下来，因而对自由人长期行使的非法行为终于被打上了根深蒂固的合法印记。

教堂有计划地着手这样干。修道院院长在其前任限制农民自由的基础上，利用一切有利时机继续照此办理，直到最后要农民同修道院农奴一样承担同样的义务。自由农民和佃农拒绝了这种种极其苛刻的豪取强夺。于是，修道院院长采取粗暴的诈骗手段。他让人伪造一份文件，伪称这是查理大帝的创立书，其中载明所要求的贡献是教堂自古以来的权利。农民们感觉到，并也意识到，他们遭到粗暴的不公正待遇，但是一纸公文，一份古老的羊皮文献是违背他们的情感和意愿的。他们无法揭穿这一骗局；因为首先当时 —— 十五世纪初叶 —— 在这些乡村中还未充分启迪到能够相信一个身居高职的虔诚教徒会干出这种欺骗勾当。其次农民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证明文献是不真实的、伪造的。本来可以援助农民的僧侣，在这些事情上，绝不会自相攻讦的。当危急时，自由佃农试图使用一项古老的权利，即一项有文献依据的权利来挽救自己，这一权利就是，当他们为非法行为所迫时，可以为自己另行选择一个庇护人。于是，他们投身于威廉・冯・蒙特福尔特 - 泰特南伯爵的庇护之下。此时，修道院院长因其权利受到侵犯而叫嚣不已。根据路德维希・冯・拜恩公爵的命令应由贵族和市民共同组成一个高级法庭来裁决。但是乡村贵族和市民针对农民作出决定：不准伯爵庇护农民。

于是，农民们又选择住在沃尔肯贝格的教堂监管人 —— 骑士冯・弗赖贝格为他们的庇护人，并反抗修道院而以武力保卫他们古老而美好的权利。修道院向教皇马丁五世乞援，受到开除教籍威胁的骑士冯・弗赖贝格被命令不得庇护教堂所属的人（不是说好了农民被欺负会有贵族出气的吗？你贵族呢？），而且要他在两周内当面向康斯坦茨的教皇代表答辩。他没有到场，于是他和他的仆役、臣民们都被革除教籍，并被围困于沃尔肯贝格的城堡。自由佃农本身，如果他们决心不向教堂缴付拖欠的租金、什一税和息金等，或者在两周内不到康斯坦茨去申辩，也要被革除教籍。由于争端一直拖延到 1423 年春季，以贵族贝特霍尔德・冯・施泰因为首席仲裁员、乌耳姆市民乌尔里希・勒夫和贵族彼得・冯・霍恩埃克为仲裁员组成的仲裁法庭，就要求修道院院长宣誓，证实他的前任和他像对待农奴一样用赋税、息金、徭役以及一切暴力 —— 正如他扬言的那样 —— 占有了教堂佃农；随后应由该院两个高贵的修道院住持宣誓，证明修道院院长的誓言是不是真实的。修道院院长要求给予时间考虑，延期举行宣誓；农民则催促他立即宣誓，但最后还是准予延期。1423 年 7 月 4 日修道院院长宣誓，农民败诉。住在城市的自由佃农却较为幸运：尽管德国高原地区各地的修道士相互支持反对农民，可是城市却在保护他们，少有的是，甚至连罗马教皇也在保护他们。

因为所有的修道院和寺院都把自由佃农同肯普滕修道院院长之间的争讼，看作他们自身的事件，所以就有四十个上层僧侣联合起来，要用十二年或更多的时间共同对农民进行诉讼斗争，共同负担一切费用，并以各种方式互相帮助。（我小共同体怎么开始联合起来了）

为了使受到攻击的人失去教皇的保护，修道院院长在致教皇的一封呈文里竟然谎称，自由佃农从记不清的时期以来就和农奴一样服劳役，许多上层僧侣还拿出证件和印章来支持这种谎言。

但是，自由佃农也派遣了一个使者到罗马去，揭发院长呈文的虚伪，因此修道院院长不得不请求各城市从中斡旋。在这以后，自由佃农才没有在教皇那里把事情继续进行下去。

修道院院长在同农民的争执中一味采用的假誓、谎言和种种卑劣手段，渐渐使他的良心感到惊慌。他因良心恐慌而向教皇乞援，教皇在听取了修道院院长两次忏悔之后，赦免了他的罪过（责任呢？你的贵族荣誉呢？）。然而，修道院院长对上帝和农民犯下的罪孽并未予以纠正，就这样他通过明目张胆的假誓和讹诈欺骗了自由农民，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古老权利。

几年之后，修道院得知皇帝下达谕旨，任何人不得违背修道院院长，并不得未经其同意而保护教堂农奴、自由佃农或农村中的祭坛侍役。这样，皇帝就切断了自由佃农赖以摆脱修道院压榨的最后一条路，并把他们一旦遭受非法迫害时可以迁居和放弃当佃农的古老权利一笔抹煞。这种种压迫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已。这一带地区的史料证明，正是这个修道院院长在受到皇帝的这一许可之后，如何迫使许多自由农民彻底成为农奴，其继任者，即他的侄子又是如何变本加厉地像勒索农奴一样向自由佃农勒索，让他们服劳役，交赋税、死亡税和鸡禽等贡品，在各方面他们所受的待遇无异于农奴。如果一个自由的少女或妇女同修道院的佃农结婚，她就被排斥在圣餐典礼之外，甚至被拒之于教堂大门之外，直到她甘愿当教堂佃农为止；如果自由佃农同农奴结婚，就用同一套办法对待他们，直到他们甘愿也成为修道院的农奴为止。

如果这种昧心的强制行为在各种场合里不起作用，新郎就被投进监狱，直到新娘向修道院屈服为止。凡是依据古老的特许诏书起诉或上诉的，就受到鞭笞或入狱的回敬。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仍有二十六户自由佃农家庭，不顾皇帝的最新诏谕，冒险寻求异地庇护人。他们说，西格蒙德皇帝的裁决和诏书对他们不适用，因为它们全然违背他们的古老的文书，而且皇帝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有几家援引一些特殊文书，但大家都是依据一本古籍和一份载于该书的 1144 年的文献，在这份文献里毋庸置疑地记载着，自由佃农除了应负担一些息金和死亡税而外；无需交纳任何其他贡赋。他们说，与此相反，修道院院长却强制他们服兵役、纳赋税和做其他的事务，其中一些人迫于入狱和处死的威胁，因而依据文书完全允许的范围，寻找了另一个庇护人。

以往在与农民发生争执时曾颁布过各项不利于农民的判决书，如今修道院力图用它来作为反对农民的法律依据，但是枉费心机。以后那些使不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的文件，比起农民们重新发现的古老原始文书来是站不住脚的。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承认其前辈的古老的文书和佃农迁徙择居的自由。他所做的，无非是通过宣誓来确证那些古老文献尚未包括进去的佃农们还有服劳役的义务而已。他做了宣誓，而这一誓言就使佃农服劳役的义务这一部分永远成了修道院的合法权利。

呜呜，肯普腾农民被欺负了，哪个贵族出气了，农民权力一直被侵占了，修道院和侯爵（修道院长是侯爵）贵族权力怎么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小啊？那就不要怪农民变成“暴民”了：

十五世纪末叶肯普滕人保卫权利的斗争

此后，肯普滕修道院管辖的农民，再次起来反抗他们的领主。一些农民为摆脱奴役和压迫而逃亡瑞士。然而，留在教区里的农民仍然遭受着和过去一样的待遇，因而不满情绪日益激昂，终于酿成普遍的反抗。由于教堂住持们的压制和嚣张，很多教堂臣民家破人亡。

1481 年年底，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二世接掌了侯爵和主教牧杖，他行事机警谨慎，像是要采用温和的方法来医治他的属民的创伤。至少，他的属民开初是这样希望的。但不久以后，诚如教区编年史所载，“羊变成了狼”。在他治下，早已严酷不堪的全部劳役和赋税更为加重了。他以重大的规模和范围推行压迫制度，俨然要迫使他辖区里的最后一个自由农民也成为佃农，迫使所有佃农都成为农奴。谁不听摆布，谁就会受到教会法庭连续几周的恣意审讯，或是投进监狱，处以极刑，被迫交出抵押品，或将佃农从他的田地上赶走；长时间的折磨和百般虐待使比较坚强的人也软化下来，使他作出不报复、不受他人保护、服从纳赋税、服兵役、从事劳役、忏悔节供鸡、纳死亡税和人头税的誓言。佃农的原是自由的妻子儿女，无例外地都要受教堂的差遣使用。倘若自由人租用教堂田产，也必须承受与佃农相同的负担。农奴还必须在死后把遗产半数交给修道院院长。失去双亲的孤儿的遗产被剥夺，受保护赡养的儿童被迫立字据声明自己是农奴。不从者课以罚金，罚金可以达到一百古尔盾，甚至高达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这些罚款作为永久息金被强加在自由承袭的田地上。田产和佃农的赋税过去只需缴纳两个先令，而这时却根据其田产的息金面积强行增加到两个、三个以至四个古尔盾。加倍征收各村镇的赋税和远征税，以及增加法院罚金的传统数额，这还算是最轻微不过的。对诉苦的人则说：“不只是农民负担着过重的赋税和其他义务，就连诸侯和贵族现在也感到自己负担沉重，甚至皇帝和君王们如今也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为什么农民就该例外呢？”

而且，修道院院长及其辩护士们直截了当地替自己辩解说，“他所做的，只不过像其他贵族所做的一样罢了！”

修道院院长针对贵族阶级的这一辩解是一篇令人生畏的证词，既无人反驳他，也无人为此而责备他。尽管这话道出的真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贵族，但是对这个阶级的整体来说，还是恰当和切中要害的。1489 年发生的那场大灾荒，从德国高原地区一直蔓延到尼德兰，以致有些地方一马尔特黑麦售价达四公斤重的赫勒。修道院院长竟无视这场连续两年灾荒所造成的饥馑，还要臣民缴纳新的赋税。

他们无力支付，但还是要他们缴纳。1491 年 11 月 15 日，洛伊巴斯古老的马尔施塔特的全体农民集会，讨论组织一个 “根据古老文书和权利相互保护的协会”。一周之后，他们就在离杜拉赫不远的一个营寨里聚会，互相发誓永不分离，并首先在他们反修道院院长这件事情上，要求士瓦本联盟④的贵族和各城市主持正义。他们选举翁特拉斯里德的耶尔格・胡格为首领，胡格就成为农民们在士瓦本联盟会议上的发言人。封为侯爵的修道院院长意味深长地称这位农民首领胡格为 “翁特拉斯里德的胡斯”。

然而，贵族们和各城市却把修道院院长的事看作自己的事；因为农民的骚动已经波及他们的地区，他们为使 “骚乱的” 臣民重守本分已经答应以武力援助修道院院长。持反对意见的只有诺尔特林根城，要求依法审查农民的控诉。为此，联盟的使节们在肯普滕市政厅集会，由明德尔海姆的骑士，有名的格奥尔格的叔父汉斯・冯・弗龙茨贝格主持。

农民的代表们跪在市政厅前呼吁主持正义：倘若他们错了，他们理应受到谴责，甚至，倘若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不义的，他们宁愿献出自己的头颅。但是 “士瓦本联盟” 的贵族们只听利己之见，无视正义的呼声。他们所做的唯一好事，就是劝阻封为侯爵的修道院院长不要对农民施行血腥报复。而他们在利本坦宫却达成了完全有利于修道院院长的和解。因此农民虽然放下武器，却不理会这种裁判，而是直接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推举洛伊巴斯的海因里希・施密德，让他就他们的特许诏书向皇上提出申诉，因为按照皇帝在加冕典礼时所做的誓言，他对维护自由和穷苦人是负有义务的。不料这个农民使者在前往皇宫途中，竟遭修道院院长派人谋害暗杀；此后，这个使者再也没有出现了。

农民的第二个使者是肯普滕的塞巴斯蒂安・贝歇雷尔，他比较幸运。人们正在怀疑他能否返回时，他居然回来了，并且带来消息说，皇帝将召见这个侯爵，要他对自由佃农和修道院的穷苦人所提出的控诉进行答辩。（怎么农民被周制贵族迫害了还得找秦制僭主要说法啊）

由于修道院院长继续采取多种手段对农民代表和农民们施以暴行，农民们重新集结起来。修道院院长为了对付反抗的臣民，再次向士瓦本联盟求援。联盟威胁地警告农民要放下武器、唯命是听。农民们再次信誓旦旦，把自己的控诉提交给在埃斯林根举行的一次联盟会议。但是他们在这里得到的裁决，当然还像先前那样，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拒绝。

联盟如今决定 “用暴力强迫农民服从，首先要把暴乱的首领缉拿治罪，因为继续宽容下去，一切显贵和官厅都要遭到危险；倘若此后农民仍不安分服膺，就用战争手段镇压他们”。

联盟军队集结于京茨堡，修道院院长的雇佣军驻扎在明德尔海姆。可是他们总还不敢贸然动武。几个礼拜、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意在麻痹农民，农民们满以为相安无事，但在米迦勒节的晚上，农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村庄遭到联盟雇佣步兵、骑兵的袭击，他们被打伤，有的遭致残废，许多人生命垂危，他们家产遭劫，住宅被焚。估计损失超过三万古尔盾。起事的首领被缉拿归案，投入监狱；数百名农民逃亡到瑞士。

联盟在这些前奏曲演过之后，就给农民指定一个日期在梅明根依法谈判。此时此刻，农民不但家产惨遭浩劫，而且更感到严重的是，他们的首领、头目和代言人都已被捕，然而还是有二十二个村庄的二百五十二名佃农和教堂农奴作为代表前来谈判。

在这里，人们对代表们说：你们这些臣民应当服从修道院院长，受他管辖，为他服劳役，向他纳贡，就像你们在他开始治理时向他所做的誓言那样；解散你们的结盟，不得重新组织；你们每年要承担和缴纳赋税、息金、地租、杂税、人头税和其他等等，这些项目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们必须承担和交付的，直到你们依法证明，这一项或那一项的全部或一部分并无亏欠为止。

人们对代表们还说，侯爵（指修道院院长 —— 译者）必须把他对臣民的控告，而农民们则应把对他的控告，尤其是涉及远征税（战争税）和其他事项的争端都提交仲裁法庭，以便取得和解协议或法律裁决。大家都应回去，双方应该相互保证不咎既往；协议达成之后，被监禁的人应该获释，被放逐的人应该得到赦免，每个出走的人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加入协议。但是每一个人也可以不接受协议。对那些不接受协议的人，应通盘维持协议前的原状，教堂也应让其所有属民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

少数外逃的人回到家乡，来到修道院宣誓愿意履行协议。但是，大部分农民不接受协议：理由是他们对依法裁决早已失去信心。因此他们并未继续控告和申诉；他们认为目前情况不利于他们继续这样做。表面上，这是修道院院长和一部分臣民之间达成了的一种和解，一种暂时的平静态势；内里，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正如引起不满情绪的各种原因依然存在一样。对农民的申诉并未做出最后裁决。但事隔不久，修道院院长又继续进行其种种逼迫了。

再次回顾结论如下：

魏晋有门阀、宋明有宗室、满清有八旗子弟、民国有四大家族、建国后大家也都懂的。

其根本逻辑是，国家需要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必然带来权力集中，从而诞生统治团体，统治团体会进行内部联姻以稳固地位，最终形成贵族阶层。

为了防止贵族出现，归根结底是要消除政府。

所以，跟我一起喊：安那其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