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秦二世以后，面对的是秦制特权。
秦制化的贵族，只剩下物质奢华或血统优越，和孔子处在的贵族时代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候贵族包括文化教养、社会责任，孟子和梁惠王没事讨论讨论时政呢。秦制后的贵族，膝盖已经软了，到了司马家晋朝变成了门阀。
那时候汉末天下大乱，战争天灾和疾疫，人口锐减，物资匮乏。好不容易天下一统，物资慢慢丰盈了，就得报复性的展示。
这贵族却被割裂了，物质那一面，成了石崇与王恺的斗富；精神那一面就是嵇康和阮籍的魏晋风骨，失去权势，只能当名士了，蔑视权贵，哪怕付出生命。
孔子强调的礼仪，其实和欧洲的“贵族精神”比较接近，子路正冠就义、宋襄公固守礼法，这不是傻，这是“贵族精神”。孟子不朝的故事，到了秦制之后，孟子只要还能这样，只能让你去死了。
自隋唐科举制推行后，我们的平民通过读书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逐渐制度化，进一步削弱了贵族垄断权力的基础，也巩固了皇权。平民的阶层跨越，容易出现凤凰男的矛盾体，也失去了孔子那时代的独立性，更加的依附皇权。而欧洲“贵族精神”通过世袭制度得以延续，并在近代与公民社会结合，形成文化传承，也就一种“历史厚重感”。
传统的欧洲，农奴不具有公民权，服兵役是合法公民才能履行的义务。打仗用的是骑士，骑士属于贵族，而我们农奴比如陈胜吴广，需要自带干粮。当然欧洲农奴不会上前线，到了一战以后，社会发生了大变革。
我们传统文化中“君子精神”与其实西方“贵族精神”的核心，有相通之处的。“贵族精神”就是不能仅仅享受的血统特权，却骄奢淫逸，对社会没有贡献，哪怕是移民了，也会拉低国外的道德线。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是对秦制特权的反抗，对欧美“贵族精神”的肯定，更多是对其文化符号的向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