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但没必要，也很难做到。

由于城墙≠城市范围，所以大多数古代城市的真实情况是，城墙内有大片农田、湖泊等未建成区，与此同时城墙外有大量居住区、商业区。

以清代顺天府地区部分城市为例，图中蓝线代表城墙范围，黄色区域代表城市建成区，不难看出，这些城市的城墙范围和城区范围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城墙是防御设施，但城市本身的职能是居住、贸易、交通，功能的差异导致城墙和城市几乎不可能同步发展。

受限于地形、建造成本、以及城市用水和食物供应方面的考虑，城墙往往只会围住一部分城市建成区并且在墙内圈出一大片农村；而城市受限于城墙对交通的阻碍，往往会在城门内外以及城墙下“生长”出一条条狭长的建成区，便于贸易和服务活动的开展。

所以从表象来看，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特点是“城外有城，城内有村”。实际上，城墙压根不等于城市范围。

修城墙的时候，人们往往要在墙内留几个“海子”也就是湖，这些湖可以为城内居民提供水和湖畔耕地。例如北京的什刹海，在元明清时期周边都种过水稻，后来随着清代人口增长和城市开发才变成今天的商业区。北京附近的通州城也有两个湖，分别名叫东海子和西海子，现代改造之后东海子消失了，西海子成了公园。

有些大片的空地除了种粮食，还可以用来种菜、取土烧砖、埋人。比如北京南城的南菜园（大观园附近）听名字就知道做啥的，陶然亭公园那个大湖其实最早是百姓取土挖出来的坑，周边都是坟地。

城市发展之后，这些空地也不一定变成居民区。毕竟商业街也好，贫民窟也罢，都不是自动扩散的无机盐，它们都遵循交通规律往便利的地方发展，结果就是在城门内外形成了柱状或锥状的关厢。

关厢的规模可大可小，有时可以非常庞大。例如元朝废弃金中都，在东北方新建大都之后，大都丽正门和废都居民区之间就形成了一大片斜向的关厢。明朝北京保卫战时，还有关厢地区的居民站在房顶上用杂物投掷路过的瓦剌士兵。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后，这个地区才被包进墙内。

还有些城市由于经费不足，只能修建规模很小的城墙，导致大片建成区都在城墙之外。还有些城市比如河北沧州由于担心水患，刻意收缩了城墙范围，就把一些居民区留在了城墙外。

有的关厢“生长”起来之后，可以达到与原城市媲美的规模，最典型的例子是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区）。

如图所示，潍县是由两个市镇组成的，其实只有西边那个方形的城市才是潍县的“本体”，东边那个名叫东关坞，是个因贸易和水运发展起来的建成区。直到清晚期，东关坞都没有城墙，后来出于防备捻军的需求，官员和士绅才集资为东关坞修建了城墙。

然而东关坞有了城墙之后，潍县仍然有一部分城区是露在城墙之外的。修城墙是件费钱的事，把整个城市围起来并不划算，也不一定适应防御需求。

近代铁路出现后，火车站对关厢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惊人，例如京张铁路通车直接把西直门外关厢变成了北京城外规模最大的建成区。在某种意义上，石家庄最初也是正定的“关厢”，最终却借着铁路发展成了20世纪以来全中国扩张速度最快的城市，反过来“吞噬”了正定。

城墙≠城市范围的规律当然不只适用于中国，全世界古代城市都有“城乡不定界”的特点。

有些地区例如东南亚，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压根没有修城墙的习惯，导致学者对12世纪吴哥的城市人口估计最高达到100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大片城乡骈连在一起的结果。

那么，世界历史上有没有试图修筑城墙把整个城市围起来的例子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巴黎。

巴黎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得不断修建新城墙，因为贫民始终会在城墙地区形成新定居区，即使立法禁止也不管用。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场斗争只能以墙的失败告终。

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罗马帝国的众多城市并不修建城墙。到了风雨飘摇的帝国晚期，城市们纷纷拆除纪念碑、竞技场，用腾出来的材料修建了宏伟的城墙。“黑暗时代”到来后，由于城市的坍缩，这些城墙大多被废弃，以修道院和城堡为中心的小范围工事承担了防御职能。城墙和城市的范围在任何时期都在伸缩，也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但它们往往并不重合。

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城墙追求的永远是以最高效率满足防御需求，但它并不能约束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城市。

特别是1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城市先后出现了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交通和贸易的作用相对统治和防御功能也越来越重要，城墙和城市的关系就更加淡漠了。

在《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凭借号角和喊叫，靠神迹摧毁了耶利哥的城墙。但是在真正的历史当中，能够摧毁世界上所有城墙的唯一“神迹”，就是人类在过去一千年当中取得的经济进步。

只要围住核心建筑群就行了，比如县衙，学庙，兵营等等。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替自己回答了。古代的城，和现代所说的「城市」，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的中学教材的中国古代史部分，随便一个版本都会提到唐代和宋代「市」的不一样，以此作为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面牵涉的，就是「城」的概念和功能。

「城」从古代一直到民国时期，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军事防御。因此，城垣的规格和形制，首要的因素就是军事，而不是考虑工商业的交通往来。除了题主提到的，大城市是不是真的能被城墙全部围住，也有反面的情形——古代一些镇守边关的城，还远不如解放后的一些因工矿而兴起的小城，城里住不满，也不适合到城外去开展生产生活。

所以围绕着城墙，就会存在一些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情况。

一是城内必须优先安排象征皇权、神权以及属于军事、政治、教育功能的建筑物，剩下的地方才是居住和商业。

二是历朝历代只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承平日子，城市总会发展起来，在城墙外围会有很多依附城市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开展商贸活动的居民。一些经济活动要以城市为节点，但又不可能在城内开展，就会在城外形成集聚，例如泉州、广州等城市的外贸活动。

三是直到民国成立以前，绝大部分的「城」的功能都没有彻底偏废，不仅有宵禁制度，还规定百姓出行只准走特定的城门，对工商业构成很大限制，但也会因此产生一些集聚活动。

四是旧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时会扩张加建新城。北京城和广州城都属于这种情况。

上图是清光绪六年（1880）的广州地图。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正处于洋务运动。图中红色轮廓的便是明朝筑就、清朝沿用的广州府城。这个「城」分两部分，大块的是明初筑成的旧城，南边条块状的则是明朝后期加建的新城。

城外的南关、西关和东关地区，都有显著的居民区、商业区反映在地图上，甚至连河南沿岸地区都已经人口稠密。列强的租界选在西南一隅的拾翠洲，既有沙基涌与华界分隔开，又临近繁华的西关和西堤，外国军舰还可以开进旁边的白鹅潭，区位十分便利。由此可见城墙是确实围不住整个城市的，而市区又不断往「城」管不住的地方发展。

上图是1905年广州西北侧城墙（现盘福路）外的菜田。除了个别相当险峻的地方如越秀山的北城墙外，沿城墙外围的大部分区域，都会发展出大量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例如清朝实行海禁政策，沿海的部分民众就被迁到广州府城外的「宜民市」居住，即现在的西华路，「宜」通「移」之义。例如明代旧城外南边的护城河玉带濠，明代就是如南京秦淮河般热闹的烟花之地，明末被围入城内，民国以后被加盖成暗渠。南关外直抵珠江的大片区域，一直是码头林立、商贸繁华之地。西关平原则由于水网密布，清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纺织业和其他商业，成为广州最富庶的地区。大东门外因离水路较远，又是通往东郊的必经之路，因而到处是乱葬岗、老人院和义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墙是很少用石头砌的。多数是用城砖包裹夯土。有的历史上长期贫困的小城，还要到明代以后才筑得起砖墙，之前一直用土墙。古装戏里面高大、整齐的砖墙，多数是假象。

国父孙中山和广州市首任市长孙哲生两父子，在开辟财路方面特别精明。其筹措军饷的其中一计，便是拆了广州的城墙拿墙砖出卖。比起六十年代西安市民拆城墙回家垫脚，实在高明（狡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