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曾经试图从信仰的角度去分析基督教的不同支派之间的差别，然后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而一旦他抛开信仰的纷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入手一切就豁然开朗了。这句话给我们理解近代经济学的不同派别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

如果我们不去争论剩余价值的正确性，也不考虑边际效益、周期性的正确性。单纯的从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入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流派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

他们都诞生在中欧，诞生在德意志，都是红果果的阶级立场的表现，但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外衣，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装扮成“科学规律”的必然。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用经济学原理去论证无产阶级斗争的正当性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然性。而米塞斯则是用经济学原理去论证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如此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spd的或者spÖ的米塞斯，而米塞斯则是奥地利自由党的马克思。但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马克思在spd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先行，spd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诞生的，而米塞斯则是奥地利自由党的乌鸦。在奥地利自由党的尸体上盘旋，用自己的嚎叫提醒大家别忘了还有一具尸体叫做奥地利自由党！

奥地利自由党是中欧或者说德意志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1848年他们是德意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但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这些城市资产阶级第一次发现“哎！原来我们的这些穷屌盟友也有自己的要求的。”然后他们面对这些居然胆敢提出要工作要吃饭的人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是拿步枪好好的教训了这些穷屌一顿，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玩起步枪来还是不如皇家军队。于是他们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向回到维也纳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山呼万岁。

可惜皇帝并不令他们的情，1849年以后皇室干的最主要工作就是防备这些维也纳市民，环城大道、弗朗茨·约瑟夫兵营都是干这个用的。但是1859年皇帝在意大利打了败仗。于是不得不跟他们妥协，到1867年颁布了十二月宪法。《十二月法令》是奥地利自由主义胜利的象征。

通过限制选举权，他们把1848年被自己背叛的下层阶级阻挠在议会之外，自己独霸了选举权。这就好像普鲁士的自由党通过1850年的三级选举制也控制了议会的多数席位一样。而且奥地利自由党和中欧自由党一样，对上反对征税，对下反对福利。

因为这伙人就是城市布尔乔亚，他们认为贵族是坏的，之所以坏是因为贵族没有一技之长，贵族的财富是靠门第血统获得的。而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学习，通过知识、一技之长、市场博弈获得的，所以他们的财产权是天经地义的。

自由的目的就是保障他们的财产权，让贵族滚开，无产阶级闭上嘴，只有他们的统治才是符合理性、符合经济规律的。这就是奥地利自由党的主张，你把它们换上一副经济学的腔调，用经济规律，比如说市场博弈，不能强买强卖来论证工会的罪恶，那就是奥地利学派了。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一鼻子俩眼的都是人。只有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的才是人。这句话听起来挺有道理是吧？但怎么证明自己呢？市场博弈咯！那市场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呢？钱咯！换句话说是“证明了自己价值的人才是人”么？是“有钱人才是人！”

但遗憾的是，他们既不认为下层阶级是人，又不能让下层阶级闭嘴。他们用选举权赶走了贵族，然后把选举权限制在布尔乔亚阶级里，试图以此独霸权力。当皇帝和人民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太红果果，太露骨。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力的同时，做到了只捍卫自己的权力。

既反对无产阶级又反对帝国。而帝国并没被他们打死，皇帝是在他们的欢呼声中凯旋回到维也纳的。所以当他们阻挠皇帝夺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时候，皇帝的好哥们塔菲伯爵不但敢让他们滚，而且有办法让他们完蛋，塔菲伯爵找到的办法就是民主。

在奥地利历史上和普鲁士-德意志历史上，民主都是反对“自由”的。当然这里的自由，单指奥地利学派或者说中欧自由主义者嘴里的自由。俾斯麦被普鲁士议会逼得跳脚的时候，拉萨尔告诉他，你给我普选权，我保证给你弄到议会多数。

这一招俾斯麦学会了1867年他搞了普选的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塔菲伯爵也有样学样，他并没有直接搞普选，他只把议会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下调了一半，奥地利自由党的大厦就轰然倒塌。1890年他们被塔菲提出内阁，1895年他们被卡尔-吕格尔踢出维也纳市政厅。从此就山河日下，到20世纪初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帝国灭亡以后奥地利自由党已经完全无力和新兴的政治势力抗衡。于是他们就躲进了大学。

在大学的讲坛后边论证自己的正确，别人的错误。指出当政者的错误，但却无视了把奥地利十五家银行搞的还剩下两家的财政部长是熊彼特。

奥地利学派的所有观点，其实都是在重复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呼声。只不过作为理论家他们生对了时代，因为他们从来没机会执政，所以他们完美的躲过了灾难性的二十世纪。因为他们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一直在批评，所以他们完美的塑造了自己的圣人光环。因为他们所有的对手都失败了，所以他们这个批评者就光辉熠熠了。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奥地利自由党的稻草人而已。他们在二十世纪的飓风里摇头很在行。但你把他们搬进财政部，他们也只能继续摇头。

1992年3月23日，92岁的哈耶克与世长辞。

神父在他的葬礼上致辞：当人类面临重大危机，很多伟人去到美国，继续思考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员。

哈耶克用尽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乌托邦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在无尽的匮乏、混乱与奴役之后，其结局是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消亡……

哈耶克的祖国，是自由。

▌他就是历史

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

他还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那个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精准的核爆炸，摧毁极权的心脏。

▌极权主义的兴起

哈耶克的青年时期，恰逢世界的剧烈变化，一战使欧洲的旧秩序土崩瓦解。

新技术使人类越发狂妄，信奉乌托邦的精英们痛斥资本主义，幻想着“以科学主义建立人间天堂”。

大萧条使人们对苏联的集权神话趋之若鹜……

▌与大师为伴

一战后，哈耶克考入维也纳大学。

他本是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奥地利学派院长”米塞斯。

“自由”的基石，不仅是米塞斯解释东西方世界大分流的根本原因，也是米塞斯一生所捍卫的信仰。米塞斯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任何经济学家，他成功的预见了计划经济是一条绝路，是曾经“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读完《社会主义》，哈耶克被米塞斯彻底征服，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他开始反思：

那些美好的计划和许诺，真的能实现吗？

▲1947年，哈耶克发起朝圣山学社，全世界精英受感召而来，其中，有将近1/4的参会者后来成为诺奖得主（从左到右：米塞斯、波普尔、哈耶克、布坎南、科斯）

▌从初战成名，到获得诺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计划体制的“成功”，凯恩斯主义大受追捧。

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周期性的就业低迷。因此主张超前消费、扩大赤字，以货币和财政刺激经济。

哈耶克则针锋相对：

以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扭曲了真实的消费需求，误导资本向上游聚集，当急速扩增的虚假消费耗尽储蓄，只得继续降息印钞，最终，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引发大萧条。

哈耶克发起论战，却被讥讽为“胡言乱语”。但他从未放弃过信念，他的思考超越经济学，拓展至政治哲学：人们为何总是愿意接受错误的观念？

至于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哈耶克认为：

计划体制是不可持续性的，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分工。千万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

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因此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灭杀知识分工，最终导致真理终结、经济崩溃、道德沦丧……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

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

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1947年，哈耶克与米塞斯发起朝圣山学社，成为反乌托邦最坚定的力量。他的巨著《自由宪章》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回答了有关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

自由的含义是什么？自由的价值何在？怎样保障个人自由？

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他同时获奖的社会主义者缪达尔质疑：如此默默无闻的“反对派”，有资格与我并列？

瑞典国王对却哈耶克致敬：自亚当·斯密以来，在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1974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观念的竞争

他坚信：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基本运转；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学者的使命是纠正错误观念。

他说：“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低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思想就会流毒人间。”

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计划体制的拥护者与他公开辩论。遗憾的是无人应战。

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

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致命的自负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

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维埃帝国走向覆灭，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

——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参阅《致命的自负》）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写道，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全知全能，个人永远处于无知状态。因此，必须制止对科学和理性的滥用，唯有依靠个人自发决策的市场分工，才能充分利用最稀缺的资源：知识。

▌杨小凯：哈耶克彻底征服了我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

“我从未崇拜过任何诺奖得主，他们其中几位很难值此殊荣。而且，由于对科学方法的嗜好，我历来不会重视非数学的思想......哈耶克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杨小凯

▌被扭曲的先知

令人尴尬的是，哈耶克死后，无数计划体制的拥趸，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

他们纵容专横权力，漠视个人自由，阻碍自由竞争……殊不知，这些附庸风雅的言行，正在被坟墓里的哈耶克无情地嘲笑。

哈耶克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诅咒，强大的政府将来一定会有计划地减少人口，以减少资源的消耗。

哈耶克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的思想做注脚。

▌乌托邦最坚定的反对派

哈耶克信仰坚决、无比真诚，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地持反对派的立场——为捍卫自由市场，他甘做一个孤独的斗士。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错失了过去，不应再错失未来，我们应学习并传播先知的思想，借此把握好未来，让未来不再充满遗憾。

▌为什么要重读哈耶克？

在所有经济学家中，哈耶克可称得上是一大“怪胎”：他虽然从骨子里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外人的眼里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而且他还深度涉猎心理学、社会理论、系统论等领域。

读哈耶克的书，会令人的思想脱胎换骨。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

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思想的态度与理解。

▌哈耶克思想在中国

作为一位深刻影响了，而且仍将影响人类思想及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哈耶克的作品，早已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成为所有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人士的案头必备书。他的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思想家。

除了重读哈耶克，我们还要向那些像哈耶克一样的观念斗士致敬。

正是他们使我们的自由不至于彻底沦丧，使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至于孤独、仍然抱有对光明的向往。

▌读懂哈耶克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在不同阶段，露出不同的的面目。

错误的观念之所以更受欢迎，因为他们追逐短期利益，迎合大众。然而，在长远的未来面前，历史总是会露出真面目：

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而疑心重重的哈耶克拒绝和大多数合谋，因此站在了各种危险承诺的反面。

历史的博弈没有终点，大多数乌托邦和族群主义的信徒，或许永远不会改变看法，正如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发生，从未看到尽头。在未来的历史中，也许哈耶克永远是少数派，正如自负、傲慢和迷信，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

但是，理念的力量，至少能决定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中：

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将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当情绪大行其道，逻辑无处藏身时，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

每个时代，人类都需要两种东西，引导自己上升的理想，和放纵自己堕落的欲望。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