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崇祯十五年因左懋第的建议而被封禁，应当属于明代官府对出版制度的管理，已经有答主讲过了。根据左懋第所说，封禁《水浒传》的原因是水浒传教人造反，属于“贼书”，山东农民军领袖李青山等人就是效仿此书：

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而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巨、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其实，受到《水浒传》影响的农民军并不只有李青山，崇祯年间封禁《水浒传》，其背后的考量可能更加复杂，李青山据梁山起义只是最后的导火索，在此之前，山东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带有《水浒传》色彩的农民起义。

《罪惟录》中说，徐鸿儒起义也受到了水浒传的“蛊惑”：“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更早一些，万历年间王登农民起义所做的檄文中，有“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言语；刘汝国农民起义，自称“刬富济贫替天元帅”，打出“济贫安民旗”。

然而，崇祯十四年的农民军，恐怕不只是“有《水浒传》的色彩”了，他们几乎完全复刻了《水浒传》中的好汉名号，以及一些其他小说中的好汉名号。

崇祯十四年正月，山东总兵杨御藩的题本中，“宋江”被官军击杀：

间忽闻西南庄火炮连声，有马贼领步贼六七千五股飞来，芳誉等且战且退，诱入重围，号炮一声，伏兵四起，用大炮鸟枪打死无数，余贼奔逃。职守忠等协同各将中千红旗等官追剿二十余里，杀贼殆尽。贼首宋江被火攻左营百总徐有第鸟枪打死，割级见存。

“柴进”被官军擒获：

二十四日五更时分，据前探官丁报东北有贼千余，苗头扑我官兵，职等随即麾兵迎砍，炮矢如雨，杀贼数百，当阵生擒贼首柴进，斩死八大王。复追十里以外，将余贼尽杀。

“燕青”“焦赞”被官军剿杀：

中有操戈迎敌，方行剿除，共计剿杀有名贼首大胆、黄文、燕青、焦赞等二十三名，连日剿杀贼寇约有万余，焚烧负固贼徒不计其数。

此外，还有“张飞”“伍子胥”“关平”“张梁/张良”“关索”等人：

贼不能支，奔溃四散，职等统兵追逐，杀贼无数，止存头目张蜚（张飞）、苏献、官平（关平）、张凉（张梁/张良）、韩洵、官琐（关索）、伍子须（伍子胥）等七名见在。彼时已有一更天气，收兵回马村南野营休息。

然而，就在本年四月，山东巡按李近古的题本中，又一次出现了“宋江”：

据此，本月（四月）十三日，又据王、李口防官刘哲报称，据拨兵董三益等报称，土贼头目称“宋江”、“一条龙”等贼自马牧集起营，由王家桥、王家集、孙家集、道口各处，乡村俱是贼营，掳掠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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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崇祯十五年封禁《水浒传》之举，可能并不是崇祯帝与左懋第一时兴起的举措，站在他们的视角来看，山东一带的“替天行道”“济贫安民”乃至于“柴进”“宋江”屡屡出现，足以说明“煽动”百姓造反的危害性，又发生了李青山据梁山之事，封禁《水浒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了。

可是，封禁一本《水浒传》，并不能改变山东农民起义频发的状况，其根本的原因，杨御藩、李近古、王国宾、王永吉也早已写在他们的题本中：

总之大荒之后，遍地皆贼，然究竟之，则无贼非民。

据此为照，岁值奇荒，饥民为盗，深冬□□，遍地皆然。

聚众近万，号称二十八营，内多难民饥民。

值此三百年未有之奇荒，父子相食，盗贼蜂起。

但今饥民为祟，贼势渐猖，若不大创，终难扑灭。

收兵之后，臣随令步兵割取首级，不然恐远近饥民抬去食用，日后无凭察勘。

我曾买过一本万历年间的古籍，不是因为它刻得好，而是因为它实在太烂了！

但正是因为这种烂，我们才能直观感受到，明末那种，为了赚钱，改头换面、偷梁换柱、假借名人等种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出版手段。

这本书是明万历何允中刻《汉魏丛书》之《华阳国志·序志》，首页长这样。

是不是感觉还挺正常的，字体不好不坏，有《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章节是“序志”，而且还有名人，武林钱敬臣阅，一切都显得很正规。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奇怪之处，按道理来说，所谓“序志”，就是常璩仿照《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写的自己写作此书的缘由。

可为何，开头却是罗列着严君平等人的名字呢？

因为这一章的内容明明是“华阳国志·三州士女目录”，真正的“序志”，被刻漏了。

何允中刻《汉魏丛书》则只有一个目的：赚钱。他也知道自己水平不高，怕市场不认可他刻的书，所以他玩了个小手段，在此章一上来就赫然写着六个大字“武林钱敬臣阅”，钱敬臣在全国范围内虽然没什么名气，但是在武林县周边还是算得上博学大儒的。

何允中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虽然我没啥文化，但是我刻的书都是有专家审核的，肯定靠谱。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联袂推荐”。

但是，钱敬臣真的阅过吗？明显没有。他如果真的阅过，那只能说钱敬臣真的是瞎了。

之所以把这本书拿出来，不是因为万历刻本多么金贵（其实万历本一般比较便宜，但是这本不算便宜），而是因为这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无论是对明末的商品经济研究还是古籍刻本的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实物。

一般而言，古籍中将字刻错、刻漏甚至数行刻错刻漏，都是很常见的。但是像这种居然将《华阳国志》这么常见书的章节名称都刻错，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因此，任乃强老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直斥为：

在宋明刻《华阳国志》中，此本最劣。

清人常谓：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以讥讽明朝人刻书的不专业。像顾千里谓：

明中叶以后刻书，无不臆改。

叶德辉谓：

明人刻书而书亡。

此语虽然激愤，但是有一定的道理。

所谓的“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主要是指的万历朝以后的明朝末年的出版业，受当时白银大量涌入、政府管控能力下降、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等影响。

从万历朝开始，明朝的出版业正式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市场无序竞争时代，和元朝刻书需要官方的层层审批不同。明朝末年出版业的主力军是各路出版商人，只要能赚钱的书，他们都出。因此出现了很多很现代化的营销手段。

但咋说呢，经历过新千年以后，那种各路盗版烂书满天飞时代的我，还有点怀念那个无所顾忌、野蛮生长的出版年代。

即使是泥沙俱下，也比一潭死水好，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