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崇祯十五年因左懋第的建议而被封禁，应当属于明代官府对出版制度的管理，已经有答主讲过了。根据左懋第所说，封禁《水浒传》的原因是水浒传教人造反，属于“贼书”，山东农民军领袖李青山等人就是效仿此书：
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而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巨、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其实，受到《水浒传》影响的农民军并不只有李青山，崇祯年间封禁《水浒传》，其背后的考量可能更加复杂，李青山据梁山起义只是最后的导火索，在此之前，山东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带有《水浒传》色彩的农民起义。
《罪惟录》中说，徐鸿儒起义也受到了水浒传的“蛊惑”：“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更早一些，万历年间王登农民起义所做的檄文中，有“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言语；刘汝国农民起义，自称“刬富济贫替天元帅”，打出“济贫安民旗”。
然而，崇祯十四年的农民军，恐怕不只是“有《水浒传》的色彩”了，他们几乎完全复刻了《水浒传》中的好汉名号，以及一些其他小说中的好汉名号。
崇祯十四年正月，山东总兵杨御藩的题本中，“宋江”被官军击杀：
间忽闻西南庄火炮连声，有马贼领步贼六七千五股飞来，芳誉等且战且退，诱入重围，号炮一声，伏兵四起，用大炮鸟枪打死无数，余贼奔逃。职守忠等协同各将中千红旗等官追剿二十余里，杀贼殆尽。贼首宋江被火攻左营百总徐有第鸟枪打死，割级见存。
“柴进”被官军擒获：
二十四日五更时分，据前探官丁报东北有贼千余，苗头扑我官兵，职等随即麾兵迎砍，炮矢如雨，杀贼数百，当阵生擒贼首柴进，斩死八大王。复追十里以外，将余贼尽杀。
“燕青”“焦赞”被官军剿杀：
中有操戈迎敌，方行剿除，共计剿杀有名贼首大胆、黄文、燕青、焦赞等二十三名，连日剿杀贼寇约有万余，焚烧负固贼徒不计其数。
此外，还有“张飞”“伍子胥”“关平”“张梁/张良”“关索”等人：
贼不能支，奔溃四散，职等统兵追逐，杀贼无数，止存头目张蜚（张飞）、苏献、官平（关平）、张凉（张梁/张良）、韩洵、官琐（关索）、伍子须（伍子胥）等七名见在。彼时已有一更天气，收兵回马村南野营休息。
然而，就在本年四月，山东巡按李近古的题本中，又一次出现了“宋江”：
据此，本月（四月）十三日，又据王、李口防官刘哲报称，据拨兵董三益等报称，土贼头目称“宋江”、“一条龙”等贼自马牧集起营，由王家桥、王家集、孙家集、道口各处，乡村俱是贼营，掳掠焚杀。
由此观之，崇祯十五年封禁《水浒传》之举，可能并不是崇祯帝与左懋第一时兴起的举措，站在他们的视角来看，山东一带的“替天行道”“济贫安民”乃至于“柴进”“宋江”屡屡出现，足以说明“煽动”百姓造反的危害性，又发生了李青山据梁山之事，封禁《水浒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了。
可是，封禁一本《水浒传》，并不能改变山东农民起义频发的状况，其根本的原因，杨御藩、李近古、王国宾、王永吉也早已写在他们的题本中：
总之大荒之后，遍地皆贼，然究竟之，则无贼非民。
据此为照，岁值奇荒，饥民为盗，深冬□□，遍地皆然。
聚众近万，号称二十八营，内多难民饥民。
值此三百年未有之奇荒，父子相食，盗贼蜂起。
但今饥民为祟，贼势渐猖，若不大创，终难扑灭。
收兵之后，臣随令步兵割取首级，不然恐远近饥民抬去食用，日后无凭察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