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想起抗战时期，蒋介石曾欲阅览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的《二十四史》。

他亲笔写下一张借条，命秘书长陈布雷前往故宫，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西迁文物工作的马衡借书。

马衡看过蒋介石的亲笔借条后，并未当即应允，而是要求陈布雷在借条上补签一行字——“保证一个月内归还”。
陈布雷闻言大为不悦，当场拂袖而去。

回去后，他在蒋介石面前抱怨道：

“《二十四史》这样的书，一个月之内如何读得完？这分明是存心刁难。”

蒋介石闻言，只能苦笑：

“哪里是刁难，他这是明摆着不借给我。”

三日之后，马衡却主动遣人送来一部《二十四史》，但并非乾隆武英殿原刻本，而是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
他托人转告陈布雷：“蒋先生要的书，我已经送来了。”

陈布雷见书之后，气得直翻白眼，讥讽道：

“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神色如常，直言不讳地回应：

“蒋先生若是为了读书，看这个便足够；
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此言一出，素以文才著称、笔下生花的陈布雷，竟被抢白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其后，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诋毁马衡，意图乘机取而代之。
蒋介石却断然说道：

“故宫文物，只可托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在马衡担任故宫故宫博物院院长（1933-1952）期间，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一直在故宫。

因为这次事件才知道，原来故宫南迁文物还有2000余箱、10万余件珍贵文物留在南京，一直被封存，尚未“开箱”。未开箱的原因是需要等待合适时机进行详细整理，而且故宫博物馆反复索要，南博也推托不给。

且不说这批被封存的文物有没有被“动过”，就算真的一直被完好封存，那也是暴殄天物啊！

本就是老蒋为了转移文物才封箱搬运的，现在是和平年代，10万件故宫收藏级别的文物，早就应该进行详细整理、归档、妥善保护并供人研究、开放展览，以发挥文物应有的价值。

至于这批文物要不要从南博回北京故宫，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一直“被沉睡”。且不说用于研究、展览的意义，像很多书画、档案一定是很脆弱的，几十年来未经妥善保护，只是“封箱”储存，是否能保证其不受到进一步损害？

更有甚者，长期被封存不被关注，就会让歹人有机可乘，这还真成了三岁娃娃怀抱金砖，难免有人会动歪心思，关键是查都不好查。

只有到了阳光下，很多罪恶才能无处藏身，也就根本不会发生。

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去落实，就是要严防南京博物院失火！

一把火平账的事情早有先例，中储粮那些仓库都着了几次火了。

再说某些狗急跳墙的蠹虫连中纪委人员都敢烧，还有什么事不敢做的？

就算今晚就发生南京博物院失火的新闻我都不会有丝毫意外。

打个样吧

1993年，南京博物院23岁的保管员陈超，因窃取馆藏文物19件，被认定为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依法处决。这是一个年代明确、责任明确、结局也最为“明确”的案件，制度给出了最重的惩罚

2001年，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黄小江，负责保管、整理和研究洛浦县山普拉古墓群出土文物。其间，与已从且末县文化局辞职下海、并接触到国际文物走私渠道的阿里木·买买提频繁往来。
后者以“学习考古”为名，多次从黄小江处“借”出文物22件，其中12件归还，其余9件国家一级文物、1件国家二级文物被贩卖出境。
最终，黄小江以珍贵文物流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里没有“盗”，也没有“抢”，只有一个字：借。

2010年，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文物保管人员李海涛，因长期监守自盗，盗走文物两百余件，部分流入拍卖市场。案发后仅追回202件，仍有57件至今下落不明，造成重大损失。法院最终判处并执行死刑。这是少数几个，文物数量、流失规模、刑罚力度三者同时拉满的案件。

2011年，故宫博物院临时工石柏魁，利用工作便利，窃取故宫展出文物9件，其中包括金镶玉等珍品。石柏魁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正式编制人员”案件：权限有限，数量不大，刑期也相对清晰。

2014—2015年，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利用职务之便，将馆藏名画调包为临摹品，涉及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作品143幅。
其中部分真迹已流入市场，并被鉴定为真品，涉案价值亿元级别。
案件尚未宣判，当事人因病去世，刑事责任终止，文物流向却并未随之“终止”。

把这些案件放在一起，会得到一个很不舒服、但很稳定的结论：
年轻、直接、粗暴的盗窃，往往结局最重；时间长、流程全、名义正当的流失，反而最容易变成
“历史遗留问题”。

这回看起来要动真格的了，直接跳过江苏成立国家文物局工作组。

徐院长如果还没糊涂，早点自首、争取立功吧，一把年纪了得保护好自己，可不能突发心脏病；谁家库房、账房估计都经不起盘，千万注意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