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样吧
1993年，南京博物院23岁的保管员陈超，因窃取馆藏文物19件，被认定为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依法处决。这是一个年代明确、责任明确、结局也最为“明确”的案件，制度给出了最重的惩罚
2001年，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黄小江，负责保管、整理和研究洛浦县山普拉古墓群出土文物。其间，与已从且末县文化局辞职下海、并接触到国际文物走私渠道的阿里木·买买提频繁往来。
后者以“学习考古”为名，多次从黄小江处“借”出文物22件，其中12件归还，其余9件国家一级文物、1件国家二级文物被贩卖出境。
最终，黄小江以珍贵文物流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里没有“盗”，也没有“抢”，只有一个字：借。
2010年，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文物保管人员李海涛，因长期监守自盗，盗走文物两百余件，部分流入拍卖市场。案发后仅追回202件，仍有57件至今下落不明，造成重大损失。法院最终判处并执行死刑。这是少数几个，文物数量、流失规模、刑罚力度三者同时拉满的案件。
2011年，故宫博物院临时工石柏魁，利用工作便利，窃取故宫展出文物9件，其中包括金镶玉等珍品。石柏魁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正式编制人员”案件：权限有限，数量不大，刑期也相对清晰。
2014—2015年，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利用职务之便，将馆藏名画调包为临摹品，涉及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作品143幅。
其中部分真迹已流入市场，并被鉴定为真品，涉案价值亿元级别。
案件尚未宣判，当事人因病去世，刑事责任终止，文物流向却并未随之“终止”。
把这些案件放在一起，会得到一个很不舒服、但很稳定的结论：
年轻、直接、粗暴的盗窃，往往结局最重；时间长、流程全、名义正当的流失，反而最容易变成
“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