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有个乌克兰第一定律：

凡是支持乌克兰的都支持共存。

现在这个乌克兰第一定律已经找不到了。去百度也找不到了。乌克兰第一定律已经改成其他了，当然也就没有这一回事。

老妖婆没有去台湾，凡是说不攻打台湾的都是五十万，老妖婆到了台湾，凡是说攻打台湾的都是五十万。

宋徽宗时期，蔡京拜相之后搞了一块“元祐党人碑”，将包括司马光、文彦博、苏辙、黄庭坚在内的309名旧党官员列为“奸党”，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参加科举，永不录用，并且下令民间将元祐党人的文学作品收集禁毁。

后由于崇宁五年(1106)年出现彗星，宋徽宗认为是天谴，遂命令毁碑解禁。然而当时的党人子孙认为自己亲属的名字出现在该碑上是他们的荣耀，于是多次集资重刻该碑。直到现在，广西仍然留存着元祐党人碑的重刻版本。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不被权力豢养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独立、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是褒义词。

这些年不遗余力地抹黑这个词，但我始终认为这个词是一种赞美。我还不是公知，主要是我觉得我的知识水平还不够，不能辱没了这个词，但我会努力成为公知的！

要是真有人弄个“公知榜”，我有幸在上面的话，我会半夜都笑醒的。

因为中国古代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价值观是逻辑自洽的，经得起推敲的，可以拿出来广泛辩论的

《贰臣转》上每一个人的生平、观点、事迹都是可以拿出来说的

《贰臣转》的价值观的清晰的，那就是忠君不二，他不管你忠的是哪个君，只要忠君不二就是好榜样

哪怕史可法为了抵抗满清而殉国，作为史可法敌人的满清也要说他是忠臣，不能把他列入《贰臣转》

哪怕洪承畴为满清尽心竭虑，都做了皇帝的爹了，满清还是要把他列入《贰臣转》

这就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价值观，它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以某一组织的好恶而变动

如果按照儒家传统价值观写近代《贰臣转》，那么胡适高晓松恐怕是上不了榜的

反而是类似傅作义这种“弃暗投明”的国军起义将领是板上钉钉的贰臣了

和古代中国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价值观不同

当代建制粉红本质上是没有价值观的

他们唯一的价值观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切以他们崇拜的那个组织为核心

这本质上是一神论宗教式的二元对立思维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是写不出《贰臣转》的

因为在苏系-法家模式下是没有思考的空间的

《贰臣转》之所以能写出来，是因为奉行儒家价值观的统治者需要人们通过思考认知一个可以被探讨的负面典型

而苏系-法家在本质上只需要盲从，他们的议题本身就是不可探讨的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他们批判胡适批判了几十年，却连胡适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写了什么文章都没有公开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只需要一个三分钟仇恨对象名单，而不需要一部《贰臣转》

都是当初打倒臭老九，批倒批臭全家发配玩剩下的。但这种玩法很容易你以为是贰臣传，最后成了党人碑、东林点将录。

《贰臣传》是清朝编辑，投靠清朝的明朝旧臣，称之为贰臣。

如果对比的话，根本就不是胡适这些人。

差不多像是：傅作义这些，才能列入《贰臣传》。

要我说，不如弄个鼠头鸭脖榜，把当初指着鼠头喊鸭脖的大V都列举出来，看看是哪些人为了舔老爷而睁着眼睛说瞎话，以后他们的言论就可以反过来理解了。

公知榜？你把南湖十二人众怎么排？

朋友，你寻衅滋事了！

鲁迅、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邹韬奋、丁玲、胡也频、王造时、陈独秀、郭沫若、潘汉年、柔石、吴晗、夏衍、田汉、聂耳。

那些参加了“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学社”等政治组织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当年鲁迅以“批判民族劣根性”为己任。他还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主张我国应该废除汉字，弃用汉字；他在国内大力地推广波兰籍犹太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1936年10月他接受一份名叫《救亡情报》的报纸记者的采访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篇采访录、访谈录随后以《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为标题，作为鲁迅写的文章收录在了鲁迅的各种文集里，比如解放后的1951年出版的书《鲁迅论语文改革》中就收录了他说的这段话(见下面原书的实拍照片) 《救亡情报》报是当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一份爱国报纸。

鲁迅还极力“吹捧”外国人写的书，贬低中国人写的书，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尽量少看中国人写的书，最好是不要看中国的书，而应该多看外国书！——这是他在《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2页上的《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的。（见下面原书、原页面的实拍照片）

他还说中医都是骗子，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他还攻击中华传统文化，批判儒家、儒学；他说在以往两千年的历史上儒学、儒家一直在“吃人”，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看到的尽是“吃人”这两个字。

他生前就说过自己的一些心里话如果公开地说出来的话，那么就会被爱国者们骂作是“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

他私底下对内山完造说当时的中国民众其实都有毛病，都得了“大病”，就是做事很马虎、不认真的毛病，就是“马马虎虎病”，而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他说：“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有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来源：“人民网”上的《“奶爸”鲁迅爱给孩子买玩具 每年带妻儿拍全家福》)

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辅仁大学”做演讲时说：
“东北事起(指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那次的演讲稿后来以《今春的两种感想》为标题收录于丛书《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那一册中。“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刊登了那篇演讲稿的电子版：

http://www.luxunmuseum.com.cn/cx/content.php?id=2146

民国公知榜早就搞过了,那就是胡文辉著作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此书一出,毁誉参半,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争辩之中

之前的网络劳保们痛恨自由派公知,也搞过多个公知点将录,只是限于自身认知和能力问题,根本排不全108将名额,就不贴截图了

倒是早年你乎搞过个劳保点将录,名额也是全的,大家可以怀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