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列举十多个从民国时期开始就积极或比较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
鲁迅、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邹韬奋、丁玲、胡也频、王造时、陈独秀、郭沫若、潘汉年、柔石、吴晗、夏衍、田汉、聂耳。
那些参加了“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学社”等政治组织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当年鲁迅以“批判民族劣根性”为己任。他还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主张我国应该废除汉字，弃用汉字；他在国内大力地推广波兰籍犹太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1936年10月他接受一份名叫《救亡情报》的报纸记者的采访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篇采访录、访谈录随后以《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为标题，作为鲁迅写的文章收录在了鲁迅的各种文集里，比如解放后的1951年出版的书《鲁迅论语文改革》中就收录了他说的这段话(见下面原书的实拍照片) 《救亡情报》报是当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一份爱国报纸。
鲁迅还极力“吹捧”外国人写的书，贬低中国人写的书，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尽量少看中国人写的书，最好是不要看中国的书，而应该多看外国书！——这是他在《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2页上的《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的。（见下面原书、原页面的实拍照片）
他还说中医都是骗子，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他还攻击中华传统文化，批判儒家、儒学；他说在以往两千年的历史上儒学、儒家一直在“吃人”，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看到的尽是“吃人”这两个字。
他生前就说过自己的一些心里话如果公开地说出来的话，那么就会被爱国者们骂作是“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
他私底下对内山完造说当时的中国民众其实都有毛病，都得了“大病”，就是做事很马虎、不认真的毛病，就是“马马虎虎病”，而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他说：“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有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来源：“人民网”上的《“奶爸”鲁迅爱给孩子买玩具 每年带妻儿拍全家福》)
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辅仁大学”做演讲时说：
“东北事起(指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那次的演讲稿后来以《今春的两种感想》为标题收录于丛书《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那一册中。“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刊登了那篇演讲稿的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