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购房者优先原则。

反观我们整条的房产链，唯有购房者违约要负法律责任，卖地的，建房的，放贷的似乎没有任何风险。就算烂尾房了，你还得交？你维权了也效果不大？

想起小时候我们念书的时候谁不是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口号背的？

谁真把“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当回事了？

再后来，我们聊到最近的安世半导体事件。

我随口问他一句：“你怎么看荷兰这事？”

他脸一下就拉下来了。

“完全没有契约精神，简直是抢劫。”

原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他小时候学校教育说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是讲信用。

但长大以后经历的事让他知道，这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真正遇到巨大利益的时候，contract就是个笑话。

纸再白、字再黑，也挡不住他们想撕就撕。

他说他在一家公司工作时，跟某硅谷巨头合作，谈了大半年，合同签得好好的。

刚签完三个月，对方换了高管，说方向调整，直接单方面终止协议。

赔偿？没有。

解释？一封邮件就完事。

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合同只是手段，利益才是底层逻辑。

什么“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只在你不影响他们利益的时候才适用。

他说：“你们中国太天真了，居然真以为他们会按规矩玩。”

我听完是真没法反驳。

你看安世这事儿，中国公司花钱买了安世半导体，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走的所有流程，全世界都看着。

现在荷兰法院一句话，说“出于国家安全”，就冻结资产、撤CEO、强行接管。

你要是说中国这么干，欧美早就骂到联合国去了。

可他们自己干，就一句话：“国家安全”，没有解释，没有证据，也没人追问。

这叫契约精神？这叫文明？这叫法治？

我那美国朋友说，contract只对弱者有效。

你比他弱，他逼你守；你比他强，他撕给你看。

现在问题不在于西方不守合同，而在于他们从没打算真守。

所谓“契约精神”，就是他们讲规矩你听着，他们要动手你闭嘴。

而真正的契约，是你饿着也不抢，是你有权也不滥，是你说了就做到，不看对象是谁。

他说毛泽东时代那套纪律，说白了就是最硬核的contract。

没有什么精致包装，但条条规矩都立得住。

战士进村，不能拿群众一个红薯；

借东西，要还，坏了，要赔；

讲话必须和气，买卖必须公平；

就连敌军俘虏都不能虐待。

这些不是法律约束，而是信仰撑起来的底线。

他说你们这套才是真正的现代契约精神。

我听完以后特不是滋味。

我们现在成天听那些人说西方契约精神多伟大，说什么“文明秩序”的核心就是守信用。

可你回头看看现实。

美国能退《巴黎协定》，能退《伊朗核协议》，能退TPP，能不讲道理地制裁谁就制裁谁。

现在轮到荷兰，一边说要尊重市场秩序，一边拿着“国家安全”当挡箭牌，明抢企业控制权。

所有嘴上说得最响的国家，一个个把“契约”踩在脚底下。

反倒是我们以前那支草鞋军，把最基本的做人规矩执行得滴水不漏。

合同只是纸，规矩才是命。

合同再漂亮，利益一变说翻脸就翻脸。

规矩再朴素，几代人信，就能顶天立地。

你说现在为啥没人再提契约精神？因为这四个字早就被他们自己玩烂了。

现在一说contract，谁信？连他们自己都不提了，反倒是我们还有人天天捧着西方那一套当宝贝。

但凡你多看点现实，多翻几条新闻，多想一想毛主席当年讲的那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你就知道，西方那种契约，是给别人戴的紧箍咒，自己根本没打算戴。

他们不怕你讲规则，他们怕你较真。

他们怕你把合同当真事执行，怕你真讲纪律，真讲规矩，真把合同当回事，那他们就没得玩了。

我最后跟那美国朋友说了一句话：

“世界上最硬的合同，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人心里的，是靠纪律和血换出来的。”

他说他很赞同这句话，说比他们公司法务那套合同模板管用多了。

你看看现在，还有人天天跟我说“中国要学习西方契约精神”。

我真想问问你，合同都签到你脑门上了，人家照样动手，你学个啥？

毛主席当年定的那几条规矩，到今天还在用，不靠律师，不靠法务，靠人自己认。

这才是真规矩，真契约。

所以你说为啥没人提契约精神了？

很简单，这词已经被玩烂了。

纸写再好，不如规矩立得住；

合同签再多，不如信仰真落实。

你得知道，最硬的合约，是你饿着肚子都不偷，是你手里有枪也不抢，是你走了也得把门板装回去。

这不是“文化”，这是力量。

这才是我们该信的契约精神。

宋楚争霸，宋襄公根据贵族精神，拒绝击楚于半渡，因而输掉比赛，被嘲笑了几千年。

楚庄王说:“我蛮夷也”，被视为灵活变通的典范。

耍流氓能赢一时是因为，别人要脸。

因为一句：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直接秒了契约精神。

我司欧美客户订单，从来就是预付30%，到货提货检验打尾款。几年了从无拖欠。这不是契约精神？？

21世纪了，连工资都敢不发，你敢跟它讲契约精神?

我恍惚记得，二战前有一大批《XX互不侵犯条约》。

要是有契约精神，二战应该打不起来呀。

什么叫西方的契约精神？

为什么提起契约精神就口称西方？难道东方没有吗？

新农合的为什么要有一个新？

爱马仕还是谁来着，反正就是一个超一线奢侈品的三代继承人刚刚还在哭诉呢：祖辈留下的25亿美金家族基金，被管理人用各种方式挪移一空，这位三代已经破产，出行需要搭载廉价飞机，希望警方可以将前经理人抓回，将挪移的资金归还。

一战为什么会打起来—因为西方契约精神太强了，签的一大堆军事同盟和共同防御协定大家真的严格执行了，结果一宣战就宣一大片

二战为什么会打起来—因为西方契约精神太差了，签的一大堆互不侵犯协定都当成了擦屁股纸，说撕就撕

因为西方人醒悟了。契约精神不是单方面的当“老实人”。

当一个国家公然撕毁贸易约定，公然区别对待国内的外企的时候，你还要和他讲契约么？ 那不是老实，那是愚蠢。

当一个国家公然撕毁安全约定，去侵略边上的小国的时候，你还要和他讲契约么？那不是善良，那是助纣为虐。

西方人醒悟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讲契约。在一场搏击比赛中，对方都掏出大刀了，你还犹豫要不要拿起手边的武器去对抗，这就是纯纯的迂腐。西方人的看法是必须同样拿出大刀，这才是公平。

当然，你要问我，那我感觉是既然撕破脸了，何止要掏出大刀，应该马上掏出机关枪。

但是政治毕竟不是口嗨，掏出机关枪会导致事件升级。真的大家都拿出机枪，对双方都没好处。但至少同样拿出大刀肯定不失为文明而理性的选择。

对不同的国家，甚至对不同的人之前也是如此，要讲对方能听的懂的语言。我其实也在生活中，甚至在网上键政的时候，也在逐渐学习。能讲道理的就讲道理嘛。不能讲的，上来就满口喷粪的，那就直接问候他家女性好了，没必要自缚手脚。

归根到底，契约只能在守约的国家之间讲。不守约的国家之间讲的不是这种东西。你让步，他们不会感激你，他们会感觉你就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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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现实世界。

即便中国各种向俄罗斯担保，而且行为和土地上也是各种向着俄罗斯，各种让步。

但是俄罗斯就是不敢撤出中俄边境上的核弹头。因为他自己不守约，且知道这边也不守约，两个不守约的国家聚在一起，肯定没啥好屁。今天父子相称，明天就可以反目成仇。父不慈，子不孝的事儿，之前就有过。

而日本，就从来不担心美国背刺自己。不止不担心被刺，而且非常信任自己有事儿了，美国会保护自己。即便在台上的是特朗普这样不靠谱的人，日本也依然如此。你说他们是父子关系也好，说他们是互相利用也罢，美日安保条约就是日本的底气。

所以不是西方不提契约精神了，而是西方不再对不讲契约的国家单方面履行契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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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后得强调一句，我们不能独揽让西方醒悟的功劳。

其实中国经济上的小动作并不是西方做出改变的最大元凶。打从加入世贸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小动作其实西方一直是睁一眼闭一眼的。

真正让西方迅速醒悟的，是俄罗斯公然入侵乌克兰。这才是真正碰到了西方的底线。

中国只是作为俄罗斯的后援地，被顺带波及。在西方人看来，生产内裤，玩具这些小商品的钱，其实他们从来就没打算去赚。在西方人看来，如果只是老老实实为了钱，那这钱是让越南赚，还是让中国赚，其实没啥区别。可惜，这边虽然嘴上说自己只想和平发展，但是非要去淌俄罗斯的混水。

因为我们一直对契约精神有很大的误解，我们一直以为契约精神就是中国的诚信，实际上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契约精神它的原称叫做 contract spirit， 是指合同精神，而合同本身就包含了履约职责和违约的责任。也就是说，契约精神这个东西的本身就包含了违约，他只要是按照合同支付了违约的代价，那也是满足契约精神的。

契约精神，是指尊重契约的精神（废话

老中很多人，或者说这里的文化底层逻辑

根本对于啥叫契约是没有概念的

最典型的例子，网上有人调侃：

“西方人嘴上讲契约，但不是也经常违约么？”

所谓契约，是各方约定的事项

大家约定好什么事情，条件，承诺

做到了怎么样

以及真正的重点：

做不到怎么样

反悔怎么样

违约本身，以及清晰的违约条件、具体的违约责任，本身就是契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老中不管这个

老中理解的契约

圣旨，或者或者一种道德宣誓

老中最常见的违约承诺是

人神共愤

五雷轰顶

指洛水为誓

表面上是绝对不能违反，否则天诛地灭全家死绝

什么你问违反怎么办

你不信我？我死给你看/那咱们别谈了

然后阶段性的奉若神明/弃如敝履

讲道德的时候/人

君子一诺千金

一言既出，什么马也难追

到了不讲的时候

呵呵，五雷轰顶，你让他来劈我啊

我没 ，怎么滴吧

你连契约是怎么回事，都不理解，也不想理解

而且整个文化的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那人家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这种思想并不是最近这些年才流行起来的。

1949年建国前后那几年所实施的“土改”是把地主的田地分配给农民归每户农户私有、私人所有的，也就是每户农户享有分配到的田地的“所有权”（而不是“使用权”、“承包权”），也就是“分田单干”——分田后让各户农民“单干”。所以当时有关部门给每户农户各自签发了《土地所有证》。《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就说了：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

后来50年代晚期转而实行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制度时又要求农民各自交出自己的《土地所有证》，把《土地所有证》交给公社，以此把田地公有化。

起初允许农民自愿选择是加入公社，还是仍然“私有”和“单干”，因为当时公社还只是一个“经济组织”。但随后就“政社合一”，解散了各地的“乡政府”，公社变成了“经济组织兼政治组织（即‘乡政府’）”。那么如果哪个农民再不加入公社，就相当于是造反，脱离当地的政府（乡政府）的管辖，就相当于是“反革命”性质的行为。所以全国各地所有的农民都不得不交出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证》，加入公社，成了公社的“社员”。

当年刚刚推广公社制，号召农民加入公社时，不少农民不肯交出自己的《土地所有证》，让自己的田公有化，把田交给集体。有老照片为证：

从上面这张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中鼓掌的一群人中，只有两个人是大人(最右边的两个人，而且从穿着来看不象是农民，象是干事、干部、工作人员)，其他人都是小孩；画面左侧拿着锣、背着鼓的两个人是小孩，右侧只露出手臂和一对钹的人，从个头来看也是小孩，他们应该是负责课余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号召农民入社，把“地契”(土地所有权证)和耕牛等交给公社的中小学生。最左侧的小孩的衣裤上有很多块补丁，右侧挡着拿钹的小孩的另一个小孩所穿的衣服明显不合身，太大了，应该是他父母没钱找裁缝专门给他做衣服，只能让他穿大人或他的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图中所有的小孩都光着脚(包括那名手上拿着锣的大小孩、少年)，而最右侧的两名大人都穿着鞋。

当时的农民由于前几年刚在“土改”中分到了地主的田地，分到了归他们家完全控制的，所有权归他们各自“个人所有”、私人所有的田，现在又要他们把田地又交出来，把对田地的控制权交给村官、村干部，他们当然一下子思想上转不过弯、转换不过来，于是当时各个中小学的老师们都交给了学生们一项任务：劝说自己的父母同意入社，同意交出《土地所有证》（有牛、驴的还要交出牛、驴）。而上面的老照片中，现场没有一个成年的农民，只有未成年的村娃！由此可见，当时很多成年的农民都不肯加入公社，把自己变成公社的社员！

【老农眼中的“人民公社”：凭啥充公我十亩田和一头牛】

转自“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的第2期；原标题为：《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作者：朱恒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回乡探亲，遇土生老爹。老人年届八十，人生阅历丰富，且读书颇多，又兼关心时事，熟悉政府有关三农政策，村中威望极高。多年不曾谋面，老人见我甚是高兴，老少二人把酒话桑麻，聊得很是投缘。老人讲述一生经历，无意中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一、土改：终于拥有了自家的土地

“那可是个好辰光！”说这话时，老人眼中露出少见的光彩，“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分给大家，分得公平吧？”我问道。

“应该算很公平！基本都是平分的，比如，我们家和隔壁长庚家人口一样多，分的田地和牲口也就一样多，都是十亩地、一头牛。

“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的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一些。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你很会做买卖吧？”我记起老人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说不上很会，就是比别人多动点脑子。乡亲们都种黄瓜时，我就种西红柿，这样西红柿可以卖个好价钱。等来年大家都种西红柿了，我就种黄瓜，反正不随大流！这样，我们种的东西总能卖个好价钱！”

“农闲时我们两口子就做豆油卖，一是赚点钱，二是可以做些豆饼喂牛，以及做肥料施到地里去。你知道地里施豆饼，地力增加得又明显又长久，比现在的化肥强多了。由于经常给地里施豆饼，我们家地里特别肥，要不产量咋能比别人家高出一大截！

“也就三、五年光景，我们家粮缸里装满了粮食！也攒了一些钱，我们又买了十亩地和一头牛，地多了，有时忙不过来，就要临时雇短工。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其他人家呢？”

“差别很大，”老人说道，“就拿我们家和长庚家来说吧。土改时同样是分得十亩地、一头牛，我们年龄一样，家里人口也一样，可也就三、五年光景，两家的境况差别就很大了。

“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伺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

“两口子还特嘴馋。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说来两口子命也不好。土改第三年吧，他们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重病！治那病花了好多钱，他们哪有钱啊？最终不得不把十亩地都卖了。

“不过还不错，尽管花了一大笔钱，地孩子的病最终治好了！可是病是治好了，他们却一无所有了，成了新兴贫农。说来也是，土改刚刚几年呢，他们家就又没有地了，可是怨谁呢！只能怨老天爷捉弄人，干吧让他儿子得那么一场大病啊。不过说来老天爷挺对得起我，那几年我们全家就没有一个生病的，连头疼脑热的小病几乎都没有。

“造化弄人啊！”老人叹道。

“这其实很好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首先是父母留给的初始物质财富很不一样，其次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形成的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差异，再次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包括智力和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就是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最后一点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运气的差异吧。

“在这些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因素中，唯一可以拉平的只有初始物质财富，就像你和长庚，土改给了你们一个平等的物质财富作为起点，但是其他因素无论如何是无法拉平的。”

老人没有理会我的掉书袋，等我说完，又按照自己的思绪聊了起来。

二、人民公社：不是我不明白，这政策变化快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让大伙儿把土地、牲口、大农具全部入社，成为公社的集体财产，也就是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不公平。你想一想，我们家二十亩好地，两头膘肥体壮的大耕牛、两架地排车，还有那个小油坊，那可都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的，凭什么就成了大伙儿公有的？长庚家什么也没有，也成了公社社员，和我们一起公有我们入社的土地、牲口和大农具，你说这公平吗？”说着说着，老汉有点激动起来。

“长庚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他们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公社。长庚还嘲笑我：‘怎么样？起五更睡半夜，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还不是给大伙儿了？你看我，觉没少睡，酒没少喝，现在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社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像我们这样家里地较多、有好牲口，劳力又多的人家就不痛快了。“最初我坚决不同意入社，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不得不入了。有啥法子？可我尽管作不得声，心里却不服气，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公有了？那最初的十亩地一头牛是你政府分给我的，充公就充公吧，我认了。可另外那十亩地一头牛是我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挣来的，你凭什么充公？”

“可想不开又有啥法子？家人劝我，集体了也有好处，大家一起干，只要人人都努力，合作得好，收成不一定比单干差。我觉得可能是这理儿，尽管心里不痛快，最初在社里干活还是像原先在自家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可我发现一些社员不像我这样，他们比在自家干活时出工晚，收工却早，而且活计也干得马马虎虎，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磨洋工，有的甚至还偷粮食。我问一个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他反问我：‘我能拿多少？’想了好久，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100来个劳动力，我每天早出工一个时辰，晚收工一个时辰，一年下来，能打多少粮食？就算500斤吧，过去自家单干时，这多打的500斤粮食都是我们家的，可如今在公社里打的500斤粮食100个人分，我只能得到5斤，太不合算了。我每天少干两个时辰，多睡点觉，一年下来只损失5斤粮食，很合算的。我总算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活，勤快的人得不偿失，偷懒的却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多人一起干，多干了显不出来，少干了也看不出来，‘滥竽充数’说得不就是这个理吗？
“从道理上讲，如果能够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贡献分配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但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做不到。那么多人混在一起，分散在那么大的农田里干活，干活时用劲不用劲，干得认真不认真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监督的干部看到这里也就看不到那里。况且就是发现谁偷懒了，也未必较真，说来他也不过是百十个社员中的一个，多打了粮食他又能多得几斤？得罪了人麻烦却都是自己的！所以，最终记工分的办法就是同样的劳动力干同样的农活、干同样的时间就得同样的工分，这样的工分制度简单易行，可是这样就意味着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谁还会多干？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大家都学会了偷懒，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都学会了和干部‘打游击’，干部也都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唉！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惜活计不是那些活计，庄稼也不是那些庄稼了。曾经那么勤快的农民竟然会变得那么懒！”
“如果把大家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块田地从播种到收割的整个生产过程，最终哪块田地收获的粮食多，负责这块土地的那组社员分的粮食就多。只要组分的足够小，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偷懒问题。”
“那不成了‘包产到组’承包制、‘分田单干’了吗？偷着试过，也很有效，可上面不允许。”

“嗯，那倒也是，如果一户作为一组，那就成了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了。”我接着说道，“成立人民公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抽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以满足快速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为此必须变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为国家强力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但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严重低效率使这一目的大打折扣。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大的。其中一点就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农业收益分配制度的变化，更根本的是激励机制从而财富创造机制的变化。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产权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收益分配规则，收益分配规则决定了个人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所有个人的行为合在一起决定了全社会的经济绩效。人民公社这种制度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其严重缺乏促使其成员努力创造财富的有效激励。”

“最厉害的是搞大食堂的时候，粮食不分给各家各户了，全部送到公社食堂，大家一起吃，真正的大锅饭。1958年那年应该算个好年景，庄稼长得很好，可惜丰产不丰收，好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上来。”

“为什么？”

“大炼钢铁抽走了青壮年劳力，留下的老弱病残应付不了这么多农活，再加上大食堂导致大家大呼隆，反正收获了也不归自己，许多能收获的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是没见过那种情景啊，玉米棒子掉在地上社员都懒得捡起来。你恐怕想象不到一贯节俭的农民会那样糟蹋粮食。

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饿死人了，上面知道这样干是不行的，开始允许公社把一些地分给社员自己种，这些地叫自留地，社员自种自收，不用交公，我们私下叫它‘保命田’。我们这里的干部较务实，顺应农民的要求搞包产到户，我们家又分了五亩责任田和一头牛，在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的归自家所有，这很像土改后那几年的情形了，只是田地不归自家所有。我们又开始起五更睡半夜了，尽管辛苦一些，可是能够吃饱饭了。为了增加地力，多打粮食，我又省吃俭用买了豆饼施到责任田了，本指望了力长久些，最终受益的是自己，可惜我这个人缺乏政治眼光，摸不准政府的脉。长庚那家伙就不像我这样，人家不给责任田施豆饼，那牛也拼死拼活地用，恨不得把它累死。我当时还嘲笑他不像一个过日子的。1966年春天我及时在责任田里播了种，盼望着秋天有个好收获，而长庚竟然不播种，我还奇怪这家伙不想过了，秋天准备喝西北风啊。

“很快，承包制受到了批判，责任田和耕牛又被收回，又回到了生产队一起上工一起收工大呼隆的做法。我再次受到长庚的嘲笑，说我不长记性，豆饼又浪费了吧，牛又成了给大家养的吧，等等。我也觉得自己很笨，嘲笑自己‘只知低头干活，不知抬头看路’。可是心里很不理解，为什么努力干活、善等土地的我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长庚这家伙还这样教育年轻人：‘小子们，做人可别像你土生老爹那样，拼死拼活地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地是伺候得很好，牲口也养得好，可是到头来自家也没有得到什么，日子过得还不和大伙儿一个样？你们看我、哪儿舒服咱躲哪儿，觉没少睡，活没多干，最终怎样？日子一点也不比土生家差。’村里的年轻人对他的话很以为然，个顶个地比着谁懒，都认为我的做法挺傻。”
“是啊，对私有财产的随意侵害，关键还不是对当事人生产积极性的严重打击，而是给年轻一代形成的负面信念和社会预期，那就是勤奋劳动、诚实经营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培养的不是一种积极创造财富的社会信念，而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分食别人蛋糕的心态。短短二百余年，美国就积累了那么多的国民财富，成为世界上老百姓最富、国力最强的国家，良好的私人财产制度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正是这种受到严格保护的私人财产制度和不容置疑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信念使得美国连绵不绝地出现福特、摩根、斯隆、巴菲特、盖茨这些不仅个人发家致富、而且极大地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企业家、投资家。”

等我说完，老人继续说道：
“幸亏这次没有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的地里大家依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可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那时攒下的时间和力气没有多少用处。现在大家都用到了‘自留地’里。有点好肥料大家也尽可能偷偷地施到自留地中。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干到七八点时再到生产队的地里去和大家大呼隆，下午太阳还没下山就收工，然后跑到自留地里再干上一个时辰，这样每天在生产队里省下的时间和力气用到了自家的自留地中。不止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这样做。我们曾经估算过，自留地的亩产量大约是生产队亩产量的五六倍。幸亏有了自留地，否则难保不再饿死人。但我们真的想不明白，给自己干活大家这样努力，为什么非要让大家一起大呼隆呢？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让人人有吃有穿的嘛。”
三、家庭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就这样一直过了十多年，尽管没有再饿死人，可是大家的日子挺艰难。穷则思变，有些地方又悄悄搞起了分田到户家庭承包制，听说提出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初上面也不允许，可是逐渐的政策改变了，好像是1980年，中央文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责任制了，我们这里再次开始分田到户，我们家又分得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口鱼塘，长庚家也是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片山林。记得最初的承包期是三年。说实话，已经吃过两次亏了，这次我们都担心政策还会变，所以这次我没再施豆饼。豆饼这样的好肥料还是用到自留地里，责任田中多用化肥。用化肥当时增产效果好，只是用久了地力会下降。承包的鱼塘中我也没敢放鱼苗，怕花了钱长大了再被充公，而是拼命地把鱼塘里的鱼捞上来卖掉，我当时的想法是争取在政策改变前把鱼捞光，一条也不留下。长庚的做法和我一样，还夸我终于长记性了，他把承包林中的大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材，小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柴，你看看，这哪像过日子的样？”
“你们这叫掠夺性经营，听说当时有人以此为证据反对家庭承包制，说这种掠夺式经营模式证明了农民的短视，说什么小农经济没有前途，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
“他们那是瞎掰。农民一点也不短视，你只给了我三年的承包期，我怎么看长远？况且此前政策反复变。我们短视是因为没有给我们一个能够追求的长期利益。两千多年前孟子都知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什么是恒产？可以长期拥有的财产！什么是恒心，着眼于长远好好过日子！不让我们拥有恒产，我们怎么会有恒心？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就会在哪里瞎嚷嚷！”说着说着，老汉又有点激动。

“是啊，这么短的承包期以及政策要变的预期根本不能激励农民爱惜地力并对土地投资。经济学家相信：‘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没有不合理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选择。’农民的理性程度丝毫不弱于别人。许多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其实都是农民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你们涸泽而渔，不是不理性，而是没有长期利益可以追求。”
“我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法子，这是一种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做法。可是我们已经吃够了‘政策多变’的亏了。我们又左右不了政策，前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能这样做。
“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情况不一样了，1982年年初中央说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后来文件又明确说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再后来更是改为30年以上，这次看来政策不会变了。
“望着空荡荡的鱼塘和光秃秃的山林，我们哭笑不得，看来老皇历不管用了。我赶紧买了鱼苗放到池塘中，长庚也买了树苗栽到了山上，我们又开始精心伺候土地和耕牛。它们也没亏待我们，靠着这些承包的责任田、鱼塘和山林，我们盖上了砖瓦房，过上了天天吃白馍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露出了笑容。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看来这种土地制度是很好的了？”我知道这个问题争议很多，正好了解一个老人的看法。
“那倒不见得。要我说家庭承包制取得这么大的效果，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太差了，只要能改掉它，几乎怎么改都会提高效率。”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一国与外国签订了重要条约，自然应当下发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门了解并且执行。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这样做。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并未上交朝廷供呈御览，也并未向下颁发。很多外交官员也不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了。堂堂天朝上国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签了和约，而且和约的内容更是不同寻常。

清方在条约中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头领为“大英国君主”，与中国皇帝并列书写。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江苏布政使李星沅获悉《南京条约》的内容后，气愤不已，说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朝廷决定，条约内容能不发就不发，尽量缩小知情人的范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和英国人之间，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这个事也很重要，但是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什么叫“反入城斗争”呢？

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洋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城市的，具体地说，是不能进到城墙以内，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不配住进中国城市。因此英国人以前是住在广州港口边上的。

英国人对此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南京条约中，专门约定了一条，以后可以进城居住。 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都陆续允许英国人入城了。只有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城。他们认为割地赔款都是小事，洋人进城这一条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和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广州府学明伦堂曾贴出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称：

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

翻译过来就是中华与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如果让外国人进城居住，那就是打开大门，让豺狼进来。

所以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事，中国和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条导火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略利益，一路从广东打到天津，把清王朝打服了，于是中外双方在天津签了一个《天津条约》。

签了字之后，咸丰皇帝又后悔了。因为《天津条约》里有一条规定，几个西方国家可以派大使驻在北京。

这在当时西方世界是常态，今天也是世界外交惯例，但是咸丰却感觉如坐针毡，别的条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赔多少款都行，就是让外国人住在北京，想来想去，怎么着还是不行。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人不给他下跪。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闹了很久，最后也没有正经下跪。

那么不下跪会怎么样呢？咸丰认为，这会让他在全世界丢脸。而这一丢脸，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标志着中国从此就不再是天下诸国公认的天朝上国了，以后可能连朝鲜、琉球等国，也不尊敬中国了。

所以咸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外国人在北京派驻大使。

但是，怎么才能让已经签订的条约不生效呢？条约墨迹未干，如果直接撕毁，结果自然是爆发另一场战争，中国取胜的概率极小。咸丰皇帝左思右想，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出了一条“万全”的“妙计”。

那就是用钱收买洋人，让他们同意不进京。花多少钱呢？大清帝国的全部关税。

你们洋人不是贪财吗？那就好办，因为我堂堂中国，偏偏好义不好利。干脆，我大清帝国和你们做生意时所有的关税都不要了，以此换你们别到北京来见我，这总算可以吧？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公使，我就把关税全部免除，让他们获利无穷，以后发大财。

如果咸丰的这个决策真的得到实施，那么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零关税国家。

好在负责谈判的大臣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顾惹皇上生气，纷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似乎也最终明白了取消关税的严重后果，最终只能打消了这一想法。

不能用零关税收买，那么怎么办？咸丰皇帝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不惜一战，阻止洋人进京。因此他毅然又一次挑起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北逃承德，并且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怕见洋人，迟迟不愿返回，最终死在了那里。

我看过一段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访谈。讲到:“如果你不喜欢某个条约，却要别人对你曾经签署的条约有信心，那你就不能随便毁约，要是废除了这一次，如何叫人信你下一次会认真。”你手上握有各种各样当下有利的大牌可以毁约，但是毁约等于就是你把王牌当做厕纸。恐怕是捡了芝麻丢西瓜。

契约精神和西医西药一样，怪就怪在一个语言腐败，前面给你按一个定语“西方”。其实人说话要算话，不能放狗屁，是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就明确说好的事情，那个时代是刀耕火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时代，但是老祖宗依旧搞清楚一点：人说话不能和放屁一样。

契约精神通俗地说就是“说话算话”

还有铁哥们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白俄罗斯，为什么不把钱放在那些国家呢？

公司的欧美客户，基本都是按照合同，预付10%到30%，尾款见提单复印件或者到港前付清。这也是大家默认的，不会有同事或者老板认为客户不付款。

公司的国内客户，老板经常发愁，应收账款收不回来。

所以谁更有契约精神？

不过东赢汉之后一直是信用洼地，也不是新鲜事了。司马懿指着洛水信誓旦旦保证曹爽的荣华富贵和安全，回头就诛了人家九族。北宋毁了宋辽之约，宋金之约，宋蒙之约。赵佶也是个人才，只要和他签合同，毁约是铁板钉钉的。约定割太原真定给金，旋即毁约。如果太原真定不能割让，当初就不该订约。订约而后又毁约，可见当初就完全不想守约，订约完全是让金人退兵的权宜之计。檀渊之盟或海上之盟，北宋回头就跟你玩历史文件。这种流氓除了灭了他，你无法和他达成契约约束他。所以后面赵佶享受到了他应得的靖康之耻，可以说前无古人了。宋蒙那是真丢人，崖山之战前，宋遣使求和，忽必烈叫人搬出一口箱子，打开，说里面都是和宋朝签订的条约，你来找找，有哪一份条约是你们遵守了的，只要你找得到，我就同意议和。宋使羞愧而回，宋亡。

明朝朱元璋以丹书铁券做公开欺骗。在庚戌之变中许诺俺答汗互市，嘉靖君臣公然称“权许以款，令其先退”。事后佯作不知，拒不履行承诺。重八妙计安天下，堪比孔明洋洋自得。

清朝宁可打仗，也不守南京条约，结果又被打了一顿。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这次真的打服了。知道契约不作数是要吃苦头的，开始变得老实。

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

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是一个宏伟而具体的法治建设规划，它要求政府全面推行法治，确保国家各方面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

只是远景目标。目标就是目标。是可以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