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说过的，大部分香港人还是心存侥幸，终于落到如此地步。

这里牵扯到香港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大爹对轰历史。

从新中国建立后，香港就逐渐区分出来了亲大陆的建制派和亲英美的反建制派。两派人马博弈，一方面是中国和英美博弈的延伸，一方面又是香港内部的权力争夺。

比如，上世纪60年代，亲英美派为了镇压亲中派，通过港督派出英军强力镇压左派；上世纪80～90年代，英国为了给大陆埋雷，便通过了香港的政治改革。也就是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制度，这种改革导致建制派在议会的声音变小，反建制派通过区政府高比例选举的优势，占据了议会主导权。

再比如，建制派也喜欢请大爹对轰，尤其是面对议会瘫痪时。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00年代，建制派多次把香港议会的问题上报中央，请求全国人大对《基本法》进行诠释。全国人大出来诠释了一顿后，香港反建制派立马被建制派打垮了。建制派又短暂掌握了主权。

（此后十几年双方其实一直都在拉扯，两边大爹也开始逐渐对轰，尤其是中美博弈加剧后，国安法通过后这个问题就不严重了）

这里面，固然有中美博弈的因素，但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建制派和反建制派，都希望借着自家大爹，扩大自己在香港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进而谋取更多的利益。这种严格来说不能说是哪一派，更像是“中立利益派”，为的是扩大利益。

而这批70岁的议员中，一部分就是中立，但因为利益偏建制的派别。

类似于民国期间各路军阀，有英美扶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有日本扶持的东北军和两广军阀，有苏联扶持的新疆盛世才，他们真信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不信的，只是为了谋取在中华大地上的利益而已。

两种可能都存在，我也无法判断哪种因素占主导

说五十年，你们还真信啊？对比十年前去过的香港，跟现在就像两个城市。这要是再过十年二十年，那个霓虹灯下香江之畔既歌舞升平又嘈杂繁乱的Hong Kong只会是一段遥远的记忆。

根据香港商报消息，投票开启三小时后地方选区投票率为7.26%，功能界别投票率为8.89，选举委员会1466人投票率为61.39%。而功能界别里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医疗卫生界投票率均低于7.85%，而商界（第三）投票率高达99.35%。

昨日立法会选举，竞选团队的人挨家挨户敲门，呼吁大家去投票。满大街都是竞选的旗帜，他们有些人更是在大火发生之后，借助灾难为自己选举造势，力喊“我们一定要改革”。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账了。

毕竟，在选举制度“优化”之后，选谁都一样了。改什么革、改谁的革、怎么改革、谁来改革，反正都不是香港说了算。

在这种缩编的过程中，都是建制派也得争一争谁更建一点。

香港回归之后越来越好，香港老百姓人人夸，之前香港老百姓集体上街打call点赞，激动的人群占领了整个中环！

让我们一起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给社会主义香港加油！！

两分钟前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才在报道，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7名现任立法会议员宣布不再参选，今天新增的两个是田北辰和谢伟铨。本来还想等叶太宣布了以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看来不必了。

这次发生的以70岁以上议员为主的宣布不再参选事件，普遍的解读无非是两点。一是建制派被清盘。二是参照大陆落实「七上八落」。但是，很少人看到媒体观察以及民意的反弹。尤其是，一些人习惯戴着沙文主义式的、装有二极管的眼镜，去审视香港复杂的政治议题。

这次宣布退选的议员在结构上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70岁以上为主，就算不够70岁也应该到退休年龄了。二是以建制派为主。这两个特点是存在联系的。这批人无论是出身于行政、立法机构，还是出身于业界，都是港英时代的旧人。业界人士以本行业利益优先是无可厚非的，而行政、立法机构出来的人则以忠诚著称，包括比卡超。怎么忠诚呢？那就是，无论谁是阿Head，他们都拥护，他们都尽职尽责，并且形成了高度的专业性。这种能够在回归后的过渡阶段发挥稳定作用的建制派，基本上是后继无人的。特别是2019年以后，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已经很符合「爱国者治港」的要求。

对这样一批老面孔，本来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会希望他们退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俨然成了难以撼动的拥有实权的权贵阶层。电影、电视剧里面讽刺他们的题材从来都不缺。特别是近年来行政长官、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都经过变革以后，不少人也会希望立法会更加多元化、能引入更多新鲜血液。

但是，当宣布退选变成了看看谁还不退休，性质就变了。再不喜欢叶刘淑仪的人，都可能嗅到一种氛围——在法律没有规定70岁以上的立法会议员必须退的前提下，70岁以上的议员却不得不退。这显然不是一件符合法治精神的事情，并且使得对建制派的清盘被模糊掉。

把「七上八落」一推到底，已经超越了所谓泛民与建制派的争论，并主动掉入塔西佗陷阱。即是说，在香港媒体观察和民意看来，重用港英时代过来的建制派很难看，一下子把他们全部踢走也很难看，未来要推出什么政制上的新措施还是很难看。如今已经没人在立法会拉布，当大量社会议题的讨论空间都有意无意地压缩后，就不能怪人们都把目光投向政制和人事上了。

没有反对派建制派就没有意义

下一步就是中间派变反对派，建制派裂变出中间派。

忠诚不觉得就是绝对不忠诚，再过几年这里就是养老的地方。

我第一天晚上，住尖沙咀，一个月租1500港币的房间。

你猜多大？小得我转身都怕撞到墙，窗户都打不开。

我躺在那张床上，听着外面空调外机嗡嗡的噪音，闻着空气里那股子潮湿的味道，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就是我梦了这么多年的香港？开什么玩笑！

我不死心啊，我跑出去，去弥敦道，去旺角，去油麻地。

我拼命地想在那些拥挤的人群，那些闪烁的霓虹灯里，找到一点点《重庆森林》里林青霞的影子，找到一点点《英雄本色》里小马哥的豪情。

结果呢？我只看到了一个个低着头，行色匆匆，表情麻木的路人。

他们从我身边挤过去，连个眼神都欠奉。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个香港，那个由电影和音乐构筑起来的，流光溢彩的梦幻之城，哗啦一下，碎了一地，我捡都捡不起来。

一个会说“请”也看不起你的城市

心里的香港死了，现实的香港还得往下处啊。

然后，我就开始体会到这个城市最让我“割裂”的地方。

你说它没文化吧？它比谁都讲究。

机场里，商场里，到处都是“閣下”、“请移玉步”这种文绉绉的词儿。

我们喝水的塑料瓶，人家叫“膠樽”。

那个“樽”字，我当时一看就愣住了，这不都是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字吗？在这里，它就这么活生生地用在日常口语里。

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传承，说实话，我们内地很多地方都比不了。

可你说它有文化吧？它又透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别扭劲儿，特别是在语言上。

我在酒店大堂等朋友，亲眼看着大堂经理前一秒还对一个白人老外点头哈腰，满脸堆笑，一口流利的伦敦腔；

后一秒对着一个拖着行李箱，说普通话的内地大妈，脸瞬间就拉下来了，眼皮都不抬一下，硬邦邦地甩出几个粤语单词。

我在咖啡店里，跟朋友用普通话聊得正嗨，服务员走过来，明明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却偏要梗着脖子，用蹩脚的英文问我们：“What can I get for you?”

我当时真想回他一句：“Can you speak Chinese?”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它就像一个穿着长衫马褂的老派绅士，一边彬彬有礼地跟你作揖，一边从鼻孔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

它让你觉得，你说普通普通话，在这里，好像就是低人一等。

这种割裂感，比住鸽子笼还让我憋屈。

在鸽子笼里, 活成一颗高效的原子

说到鸽子笼，香港的房子，那真不是人住的，我算是开了眼了。

30平米，给你隔出两室一厅；50平米，就能做成三房两厅。

超过80平米，恭喜你，你已经住上豪宅了！

我去看过一个楼盘，李嘉诚打六折卖的，地段还挺偏，你猜多少钱一平？十几万港币！

我当时就想，咱们内地中产返贫三件套，又是房贷又是国际学校的。

在香港，你光是“上车”买个楼，就足以让你几代人都翻不了身。

可就是这么一个生存空间被挤压到极致的地方，它又高效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

在香港坐扶梯，所有人，你没看错，是所有人，都会自觉地靠右站立，把左边的通道留给赶时间的人。

地铁里，没人喧哗，没人吃东西，地面交通，靠的不是马路，而是蜘蛛网一样遍布全城的天桥和地下通道，把人流完美地分离开。

这里的每个人，都像一颗高速运转的原子，在自己既定的轨道里，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一套看不见的规则，共同维持着这座巨大而拥挤的城市的体面，这种感觉，也很魔幻。

十分钟的船, 从地狱到天堂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又压抑又高效的氛围逼疯的时候，我无意中从红磡码头，坐了一趟去中环的天星小轮，十分钟的船程。

船一开，刚才还在我眼前的，九龙那片充满着市井烟火气，甚至有点脏乱差的老城区，就慢慢地远去了。

而对岸，港岛中环，那些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摩天大楼，像一排排巨大的水晶，拔地而起。

我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看着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了切换。

那一刻，我突然有点理解香港了，它的魅力，也许恰恰就在于这种极致的反差和割裂。

它可以是旺角街边那碗热气腾腾的牛杂，也可以是中环顶楼酒吧里那杯昂贵的鸡尾酒。

它可以是深水埗那些卖二手旧物的老店铺，也可以是广东道上那些永远在排队的奢侈品店。

它可以是上海街，南京路这些刻满乡愁的地名，也可以是铜锣湾那些让你完全看不懂的英文招牌。

它把全世界的文化，贫富的差距，历史的沉淀和现代的浮华，全都揉捏在一起，塞进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它让你上一秒还在为它的破旧和拥挤而皱眉，下一秒又会为它的精致和繁华而惊叹。

我还会再来, 为了那碗该死的云吞面

所以，我现在还是说不清我到底是爱香港还是讨厌香港。

我讨厌它那让人窒息的房价，讨厌它某些人那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但我又想念它街边小店里那碗鲜掉眉毛的云吞面，想念它夜晚叮叮车驶过时那慢悠悠的节奏，想念它那股子什么都能混在一起，什么都能卖钱的，生机勃勃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