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被造黄谣的女教师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诽谤罪追究该女教师的责任。

大声告诉我，去年杭州快递事件主犯判了多少？这次主犯判了多少？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如果单单从林女士的一面之辞来看，好像林女士确实有点冤。

林女士认为，她也是听说的，而且她说的时候，这个谣言本身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传播了。

同时林女士还说，自己仅在父母在的三人群，和两个闺蜜在的三人群里说了这事儿，传播影响力很低。

但谣言造成了负面影响这种事儿，当事人只要拿着证据报警了，警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想办法溯源。

也许谣言全面传开后的谨慎吃瓜行为，不会被追究。

但是在谣言扩散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节点，肯定会被追究了。

而林女士就被警方认为是这次黄谣的源头。

不管林女士有没有继续传播，这事儿基本上已经定性了，尤其是在警方没有掌握，林女士也没有提供更早的源头的情况下。

而且林女士说的，自己可能也是被闺蜜坑了，是闺蜜传播的，警方也自有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

群里的两个闺蜜，一个在私人机构上班，未被处罚，说明没有查到她有传播的行为。

而另外一名同在体制内的女教师，也被行拘两天。

说明肯定是继续传播了。

而林女士显然也没没完全说实话，一开始说自己尽在两个三人群里说了这事儿，但最后还有一个跟林女士私聊得知这事儿的老师也被处罚了，而且林女士和群里的闺蜜都是被行拘两日，这位被行拘了四日。

说明这位老师肯定传播的更多，造成的影响更大。

所以，谣言这事儿，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吃瓜，但吃瓜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要掌握正确的吃瓜姿势，别一不小心就成了源头造谣者的免费劳动力。

这事儿，有可能谣言源头确实是林女士，但也有极大的可能，是一位在林女士工作生活圈子里的人，但造谣都是一对一闲聊时装作不经意提的。

往往专业的造谣者，都是这么干的，因为没证据，所以事后很难被追责，总能达成造谣目的的同时，还逃脱法律的制裁。

平时生活中，要小心这种“大阴人”，干坏事儿前都想好怎么毁尸灭迹了。

当你在群里造谣另一个女教师卖淫，被起诉，也顶多行政拘留2天。

而如果你只是在法院大厅说“这样判的法官没良心”，就会被拘留15天，罚款10万元。

知道什么人不该惹了吧。

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例如，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等，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第二个，即使他对于这个事儿申请复议，我觉得给他在扭转过来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拘留都已经实行过了。

澎湃新闻了解到，在此事件中，群里林女士的另外两名闺蜜，一人是在培训机构教音乐，未被实施拘留，一人在天台当地也是一位编制内教师，被行政拘留2日。另有一名与林女士私下微信聊天谈论此事的老师，被行政拘留4日，但因有孕在身，未被执行。

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警方认为林女士的违法事实主要为将不实信息发布在两个微信群，且又将信息私发给个人，“后该不实信息扩散，对施某某的名誉造成不良影响”。李女士认为，该不实信息扩散的责任不应由她本人承担，她本人也从未制造或者散布，也未在公开场合或者微信大群发言，“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跟闺蜜之间的日常聊天，普通人都会去做的事”，警方将其影响简单粗暴地归责于她，显然是不公平的。

她辩称仅仅传播在极为私人的群传播，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注意到，她把这则消息传到了一个闺蜜三人群、一个家庭三人群，另转发给了赵某某。她虽然没有胆大到去公共平台发布，但她对散播传言还是挺有热情的。考虑到她曾经在受害人所在的天台中学工作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潜意识里有点动机。

她辩称在自己之前消息已有传播，而《行政处罚决定书》也部分认可了她的观点。但就受处罚的人员来看，她就是可查证的消息源头。

根据报道，公安介入是因为受害人报了案，说明事情传开了，至少传回到了受害人耳朵里，可能在天台当地有了一定影响。

考虑到另一位涉事女士的拘留天数比源头长，大概率她传给了其他人。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既然你自己想把消息告诉朋友，朋友大概率会有相同的爱好。开句不太恰当的玩笑，传闲话还是不要用聊天工具留下纸面证据了。

最后，我也不赞同讲女教师的行为恶性无限扩大。发微信消息给几个朋友，和发布消息在公共平台，确实不一样；说一句闲话，和编造证据讲复杂的故事，也确实不一样。

3个人的微信群又咋了？照样可以是公共空间。

微信群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其核心判断标准不在于成员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信息是否存在外溢至不特定第三方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该言论是否可能对他人权益或社会秩序造成实际或潜在的影响。

法律对“公共性”的认定，已从物理场所转向信息传播的实际范围与后果。即便是在只有小猫两三只的微信群中，一旦所发表的言论涉及他人权益，并且存在被截图、转发等扩散风险，该群组空间就可能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发言者需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法典》对名誉权侵害须“为第三人知悉”的要求，以及《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均体现出对信息扩散风险而非单纯场所属性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进一步明确，基于“转发量+后果”的评判模式，实质上确立了以传播效果为导向的认定标准。

那回到问题，以本案为例，当事人可能主观上认为其与父母或闺蜜的三人群是“私密”空间。然而，法律评价并非仅凭主观意愿。关键在于，当群内言论涉及第三方权益（如谈论其他教师的隐私或不实信息），且存在被群成员截屏、转发等外泄的现实可能性时，其私密性的主张便可能被推翻，该群组因而可能被认定为具备公共属性，发言者需要对其言论的传播和后果负责。

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是私密空间，那3个闺蜜间的吐槽怎么会被别人举报？肯定是外泄了呗。

有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在一个大广场上到处都是人，然后有3个人在广场上画了一个小圈，三个人在圈内嘀嘀咕咕，外人也听不清这3个人说什么。问:这个小圈圈里的空间是私密空间吗？

这么看吧，3人画圈并低声交谈，明确表达了不愿让谈话内容被他人知晓的意愿。他们采取了“画圈”和“嘀嘀咕咕”（即压低声音）的措施，一定程度上主动隔离了与外界的交流，试图创造一个相对隐秘的环境。这个“小圈圈”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认定为私密空间。

然而，公共广场本身的开放性特质决定了，即便交谈者采取了上述措施，其言论仍存在被无意中听到、被远距离录音或通过其他技术手段截获的客观风险。就算是有什么“合理隐私期待”，也架不住外泄风险，难以成立私密空间。

不是私密的，那就是公共空间。

把以上公共广场换成微信，把小圈圈换成微信群，结论依然有效。微信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交场域，其群聊功能在设计上存在“私密性”的天然缺陷，任何群成员都可以随时一键截屏或转发内容。因此，即使在3人这样的微型群组中，一旦言论涉及他人且存在外泄可能，其性质就更倾向于公共空间而非私密空间。

我不是办案单位的，更不是办案人，根据新闻报道整理了一份此案证据链及相关争议探讨重点。

就算是有这么多争议点，基本的违法事实还是清楚的。

目前看，“公然性”的认定、主观过错的程度、初始传播行为与最终扩散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处罚的公平性，可能是庭审中双方辩论的焦点，也是法院审查证据链是否确实、充分的关键所在。

那就等法院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