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持有些情况下的公开处决，你们随便笑话我，但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做成电视直播的形式，甚至可以是泛娱乐化的，比如“这是由可口可乐赞助的公开处决现场”。

然后他自己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公开处决了

支持持枪—被枪打死

支持公开处决—被公开处决

教科书式的思想配得上苦难

油管上搜了一下，不太好放连接，有兴趣的可以搜图里的关键字：

要想杜绝查理柯克这类事情，美国需要的不是隐形轰炸机或者航空母舰，而是民主与自由

我不明白央视那个驻美记者报到查理柯克死亡时为什么要演含热泪，她的屁股是在那一边？我不懂，但我大为震撼。

查理：你信教吗？

大学生：我不信。

查理：你已经失去了一半的life（此处双关）。

查理：你是LGBT吗？

大学生：两种性别都能接受。

查理：你已经失去了另一半的life。

大学生：你辩论的时候会一边摇头晃脑一边拉手风琴吗？

查理：不会。

大学生：砰。

大学生：你现在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的life。

对于中国来讲，查理柯克这个有强烈反华思想的青年政治人物之死，极大的冲击了美国政治生态，让美国左右内斗加剧，可谓是双喜临门。

然而，对其他国家来讲，一个更极端的美国可能会通过战争对外输出矛盾。

1该死，恭喜你惹了一半美国人

2不该死，恭喜你惹了另一半美国人

3沉默寡言，在美国你居然敢反犹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美国允许言论自由，可以随便骂总统！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1不要让柯克事件成为塔利班化的前兆

2不要让柯克事件成为猎巫行动的前兆

3大规模举报已经开始

4特朗普正在清洗害虫

5伟大的特太阳将于今日抵达自己忠诚的犹他州

此外，查理柯克真的是在捍卫普通美国人的持枪权吗？

可以回忆一下他死前的对话

提问者：你知道有多少变性人枪手吗？

提问者这里用了how many

查课柯克，抖了个激灵说too many，引得底下粉丝嗷嗷叫。

乍一看是查理柯克“爆杀”lgbt。但仔细一想有些奇怪，为什么提问者会把变性人和持枪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他遇刺前一天的新闻

共和党治下的司法部在讨论禁止变性人持枪。我也不喜欢白左那一套，但你不能口口声声说持枪是每个美国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然后转头就除你人籍。关键是没有理由，精神鉴定数据支撑啥都没有。

所以有了上面那段对话，提问者也做出了回答，5个，然后问“全国一年有多少大规模枪击”

查理柯克回问“算不算帮派暴力”

结果到这儿人就无了，如果没有这次刺杀他大概率会隐身到黑人帮派少数族裔帮派的问题，进一步得出不是枪不好，是有色人种不好，为禁止少数族裔持枪做铺垫与。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正面回答问题的原因，因为大规模枪击案绝大部分都是白人男性犯下的，现实和他理念不符，所以决定忽略现实。

所以，查理柯克的政治主张根本不是维护全民持枪的权利，尤其是川普和共和党如日中天的现在，焦头烂额的民主党很难推进任何禁枪的议题，对maga玩儿枪的需求没有什么威胁。

查理柯克持枪议题的最终目的是，禁止少数族裔少数群体持枪，维持白人对少数族裔少数群体的暴力优势，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对对方展开单方面的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你把查理柯克枪杀了，那是不是右也可以来枪杀左派领袖？

那最后大家大逃杀就完了。

为什么当年这么艰难周总理还是定下，除了汉奸一律不能暗杀的命令？

就是因为制度很难维持，但是是可以轻易打破的。

伊藤博文，被杀后鬼子依然完成从半军国到全军国的转型了，

安倍晋三，被杀后目前日本依然是高宽松低汇率政策，

肯尼迪，被杀后导弹危机的乒乓球战术一直适用各种冷战外交，用到今天，

川普，不必多言。

查理・柯克他一生的事业都在论证和捍卫 “自由需要武力“枪”来保障” 这一核心信条。

抢手泰勒・罗宾逊他用邪恶的实际行动也来捍卫“自由需要武力“枪”来保障” 这一核心信条。

他们都用生命完成了对同一信条相反方向的证明，这是最为吊诡和令人心悸的现象。

查理・柯克是殉道者，泰勒・罗宾逊用最邪恶的方式也成为殉道者，他们都成了自身所信奉理念的祭品。他们俩，一个通过被谋杀，一个通过实施谋杀，共同完成了一次血腥的、关于自由边界关系的“实证”。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捍卫的“自由”和“宪法权利”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成为一种绝对化的、至高无上的理念。

他们都认为，第二修正案的权利是保卫所有其他自由的根本基石。一旦在这个原则上妥协，就等于打开了政府暴政的闸门，最终将导致所有自由的丧失。因此，捍卫这一原则比个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他们可能潜意识地认识到，如果自己因为捍卫持枪权而被枪杀，其死亡将成为最有力、最悲壮的政治声明。他们的死不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殉道”事件，会激励其支持者，并以其极端的方式证明他们的观点。

“看，一个坏人用枪杀了我，这恰恰证明了好人需要枪来保护自己”。这形成了一种无法被逻辑辩驳的闭环思维。

他们将枪支暴力视为一个自由的、无法完全避免的代价。相比于一个被解除武装、无力反抗暴政的公民社会所可能遭受的苦难，现在这些零星的，尽管总数可能很大枪支暴力是必须承受的“必要之恶”。他们愿意自己成为这个“代价”的一部分，以维护整个体系公平的存续。

他们生活在自己所构建的信念闭环中，自由必然需要武力来保障，而武力必然带来暴力风险。

谁有权为了一个未来的、可能的美好愿景，来决定当下谁必须成为那个“必要的代价”。 当一个社会默许或接受这种计算时，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具体个体生命的绝对价值。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这个逻辑的第一点，并同时成为第二点的注脚。

丘吉尔为自己被罢免的权利而战，捍卫的是和平交接权力的程序性自由。而这些美国政治家所面临的，是用实质性的暴力工具“枪”来捍卫拥有该工具的权利，其结局是程序性自由（辩论、投票）被实质性暴力所扼杀。这是一种深刻的、令人不安的悖论，也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自由、开放、理性的公共辩论空间，那么不同的“真理”就无法在交锋中锤炼、验证和赢得追随者。异见和批判的声音被边缘化，坚持它们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一个社会失去了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维度，就只剩下对现状的肯定和接受。

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务实的大多数来维持稳定和繁荣，也需要少数“不理性”的、敢于为真理献身的理想主义者来挑战边界、开辟新的可能性。

当一个社会无法就“如何共同富裕生活”的基本规则进行对话时，暴力便会从最后的手段变成一种似乎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