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本来没有崇祯帝的份，要不是他的哥哥天启帝英年早逝，他基本上是没希望当皇上的

他当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些教育都是当一个贤王的教育

他太年轻，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七岁，间接经验不足，直接经验更不足

属于赶鸭子上架，行不行的都得是他了

他根本就斗不过士绅官僚集团，是的，这里需要他斗争的是士绅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个东林党

东林党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政治沙龙的组织不严密的学会

这个东林党既没有之前大家说的那么好，也没有现在某些人说的那么坏

东林党的主要罪恶是花光了天启帝的爷爷万历帝给子孙留下的小金库

万历帝通过派太监搞矿税，在十余年时间内，从天下搜刮了大概两千万两白银的内帑

这笔钱，是他作为皇帝，留给后世子孙的救命钱

两千万两银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皇帝有一个亲军叫勇卫营，其成员都是蒙古人或者从蒙古逃回来的汉人，编制大约在一万三千人左右，马兵三千，步卒一万。

这样的精兵，一年的军饷也不过是20万两白银

神宗顯皇帝實錄 卷二百三十四 萬曆十九年 閏三月 二十六日四衛營，勇士營，號稱禁兵，軍踰一萬，馬踰三千，歲費二十餘萬，乃有名無實，宜逐一清查，如法教練，勿致缺伍冐額，濫支草料，俱著依議行，惟勇士營四衛營只著該監，著實查理訓練。

蓟镇整个军镇，编制在十一万人左右，全年的军饷是一百二十万两白银

换句话说吧。两千万两白银能够给蓟镇的军兵发二十年的工资，能够给勇卫营的官兵发一百年的工资

如果扩军，豢养十万精锐勇卫营，一年的开支也不过是二百万两白银

然后这笔巨大的、宝贵的财政应急款，最后被东林党这帮大哥在三年时间内花了一个精光

至于花费的方向，全是辽东

所以天启帝收拾东林党的罪名是贪污

然而，东林党真的贪污了么？也很难说，因为皇帝抄家，什么都没找到

所以其实就是东林党们能力有限，外加天启帝花钱没监督

这笔钱让辽东的军阀们喝了兵血，吃了回扣

变成了祖大寿一干人等的豪宅，后来大清入关，朝鲜世子还参观过这些豪宅

世子过祖大寿、祖大乐旧居，范文程亦偕往。周览两人家，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其黩货取怨，以致覆败之说，殆不虚矣。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万历帝这号老谋深算的皇帝，也不敢征商税，只敢征矿税

他不是没有尝试征过商税，但是完全让士绅官僚集团给顶了回去

而且士绅官僚集团，还把这段对话，当成了文臣贤明的证据，堂而皇之的写在了明实录里面

万历二十七年，朝廷财政亏空巨大，希望能够填补财政亏空，于是皇帝提议在京口和仪真二地设立税关征收商税

神宗顯皇帝實錄 卷三百三十 萬曆二十七年 正月 十七日

“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皇帝说的很清楚，老百姓很穷了，不能够加派了，所以只能征商税

京口、仪真（今仪征县）位列于长江南北，皇帝是想要征收长江南北商税

明朝的商税本来就不重

以明清时期的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为例子吧，明朝每年收的银子是一万九千八百一十六两，铜钱是一万八千贯，条税银是一万六千两，船税是四千五百两，杂七杂八加起来，大约也才五六万两银子的份额

万历六年课钞天府九门并都税等司门摊课钞六十六万五千一百二十贯，铜钱二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文。崇文门宣课分司商税，大约银共一万九千八百一十六两，铜钱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七千七百文。条税大约银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六两，船税银四千五百一十五两。通州、张家湾宣课司商税大约银三千零九两，铜钱二百八十八万七千七百六十文，曲一十五万二千八百斤，条税银一百五十五两六钱，船税银二十二两七钱。通州盐牙税银五百五十五两。

然而在大清朝，康熙年间崇文门税关一年能够收上来：崇文门税银九万四千四百八十三两

这还是清朝皇帝为了能够平抑北京物价，没怎么敢收税的情况下，所以明朝的商税，也就清朝商税的一半不到

就算是万历帝想要在仪真和京口开征商税，其实每年也不过是至多增收个十来万两白银

毕竟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扬州一年才交这么一点商税

扬州本色钞一百六十九万余贯，钱三百三十八万余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一万二千九百余两。

盐业转运重地淮安一年交的税也强不到哪里去

淮安本色钞三百万余贯，钱六百万余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三万二千七百余两。

就这三瓜俩枣的钱，结果却引来了沈一貫严厉的批驳

“惟我朝軍國錢糧絲毫皆出于江南，今江南疲敝之極，而又荒歉頻仍小民嗷嗷思亂甚可寒心”

你皇帝不是要体恤小民么？好极了，我就恫吓你，告诉你征商税会造成江南社会动荡

“况儀真與京口一江之隔不過一二里地，豈有可以兩稅之理？”

然后给皇帝扣上一顶贪婪的帽子

“ 徒令內官與外官政務棼雜，棍徒奸黨肆惡橫征，商旅不行，農民重困，南京根本之地，與國家財賦之區，因此動搖也”

然后还扣上皇帝要重用太监的大帽子，并且继续威胁，说什么商旅不行，农民就要重困

这个其实是强词夺理，商税属于商品流通税，农民都不参与市场经济，并非实质的税务承担人，实际上的税务承担人是做买卖的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士绅官僚集团

万历帝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皇帝，其实他之所以想要征收两地商税，就是为了能够和士绅官僚集团谈判的时候，有一个筹码

你沈一贯既然说了是两税，那么好极了，我退一步，京口的我不收了（我惹不起南京的士绅官僚集团了还不行么？），我就收仪真的

给了你一个面子

大家各退一步可好？

“所奏兩處地方不遠，量免京口一差，京口閘已免差遣，儀真縣等處炤前旨行”

结果沈一贯直接顶了回去

“一貫疏謝且言今國計告詘，　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稅。誠不得已之心也，但財計惟用兵為不可料算。今東氛凈息，以後殿工典禮惟在聖心何如。 而容所司，次第斟酌，不致浮浪，數年之內就緒何難？似不必過為預憂也。在昔皇祖時亦有工作，亦有典禮，亦甞用兵，而未甞憂財之不足，則亦付之所司而委任之于始責成之于終耳　皇上惟法　祖攸行天下幸甚”

沈一贯承认，收商税确实对于小民有利，但是很遗憾，不行

不仅仪真不行，而且京口也不行，至于财政亏空，那就继续亏空下去吧！

早晚会有钱的，甚至最后恫吓万历帝，你爷爷嘉靖帝都斗不过我们，你就算了吧，你不是我们的对手

“在昔皇祖時亦有工作，亦有典禮，亦甞用兵，而未甞憂財之不足，則亦付之所司而委任之于始責成之于終耳　。皇上惟法　祖攸行天下幸甚”

你可千万别自讨没趣啊，皇帝！

嘉靖帝斗不过士绅官僚集团，万历帝也斗不过士绅官僚集团，天启帝照样斗不过，崇祯帝仍旧斗不过

我们看《大明会典》关于商税这个部分，看到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字：革

苏州府是士绅窝子，革除了八个税课司

松江府革除掉了十一个税课司

常州府、镇江府的税课司，能够革除掉的一个不剩，全部革除

而且从革除日期来看要么是老皇帝驾崩那一年，要么是新皇帝即位那一年，总之了是士绅官僚集团权势滔天的阶段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给不起皇帝税么？

压根不是，江南士绅可是有钱得很的，他们需要防微杜渐，告诉皇帝：士绅的税，分文别想收上来

是的，他们不是在劝诫皇帝轻徭薄赋，而是在维持士绅集团的免税特权

土地税什么的，皇帝想收多少收多少，人丁税什么的，皇帝想怎么加派怎么加派——反正士绅优待，我们也不用出一毛钱

但是商税，皇帝你一个子儿也别想收

是的，加征田税，确实会让农民活不下去，但是农民活不下去不正好随了士绅的利益么？

你交不上税，那就得借士绅的高利贷，高利贷还不上那你就得典房子卖地，典房子卖地还还不上高利贷，那你就得卖身当士绅的奴婢

顾炎武《日知录》说，“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重粮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

换句话说，江南的普通老百姓一大半卖身为奴了

要不你以为江南士大夫的奴婢们哪里来的？

“役僮隶”、“ 僮奴几二千指”、“课僮仆力耕稼”、“多买奴仆”、“臧获以数百指”、“ 僮婢数十百指”、“ 臧获之指千”、“多买僮仆”

农民的税越重越好，越重，才越显得出士绅集团的特权的价值！

所谓的扰乱天下的矿税，其实收的并不多

闹得最凶的南直隶，其实每年的矿税额度还没有山东一地多

而江南是何等富庶呢？比如说被某个通俗历史读物作者说成是理想人格的徐霞客

他们家就靠着收买奴隶工人搞纺织业大发横财

机声轧轧频呼婢，篱下离离欲曙天”，“课诸婢”甚勤。其家所织之布，“又密又细又平整，轻薄如蝉翼，市者能辨识之，称为徐家布”

那你猜猜徐霞客家给这些奴婢发工资么？

靠着这种超经济剥削，徐家成了江南士绅集团的财神爷

徐霞客他妈妈过生日，东林党大佬高攀龙、孙慎行、文震孟、郑鄤、米万钟、姜逢元、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全部赶来题词

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题诗《题秋圃晨机图》

“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

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

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

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

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

手授遗书禅冶弓，杼声似写丸熊苦。

异日书锦煌煌辉彩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

文徵明曾孙、书法家、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题诗《题秋圃晨机图寿徐母王孺人》

笄饰何须副六珈，青裙白发自年华。

堂阴晚树护为草，离落春风豆有花。

机杼一生修世业，家庭五岳贮明霞。

名驹汗血文孙似，灵种人言此渥洼。

徐霞客的母亲，把徐家衰微的家业重振了，至于徐家的家业是如何衰微的呢？

因为徐母开始经营的田产，只有12000余亩

嗯，如此衰微，衰微的时候就这么阔，可想而知徐母到底多么有钱了。

后来江南奴变，徐家直接被灭门了

这样的家族在明朝的江南没有一百家也得有五十家，每家承担一千两银子的税，就能够解决江南矿税的大半

但是他们就是不交税。不是交不起，过一场生日花的钱就是十倍百倍了，但是呢，就是不交。

因为给东林大佬有现实好处，交税给明朝廷，那是没有好处的。

至于收上来的矿税，其实万历帝也没拿去挥霍，而是存起来当子孙的救命钱了

但是就这么每年十四万两银子的矿税，却能够引的南直隶的士绅官僚大怒，甚至一度危及到了明朝的统治

但是到了三饷的时候，今天加派一百万两，明天加派三百万两，加来加去加到了每年上千万两银子

这群为了十来万两白银就闹哄哄的贤德士大夫，却一个个闭嘴了

不仅闭嘴，而且主动要求加派，主动出主意加派

为什么呢？无非就是上面的原因，农民越是活不下去，越能够让士绅官僚集团从中渔利

那你说，明朝就没有名事理的大臣么？

当然有，但是他们不敢出头

明末的江南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只要这个家族丧失了功名，丧失了士绅优免特权

那么很快这个家族就会没落

维持家族地位的办法，只能说是靠着士林共同体的照拂

得罪了自己老家的绅士们，一旦儿子考不上科举，那这个家族会在十年内马上精穷

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李乐写道：“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得兼，子孙必不沦落，即沦落，必不大狼狈，余目见吕通政公 （希周崇德人）、汤通政公（日新秀水人）、嘉靖戊戌状元吏侍茅公（瓒杭城人），三公殁后，子孙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头不备冠者有之，甚或寄食亲故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于持盈虑后者，可以鉴矣。”

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

让你们家破产的法子多了去了，因为你们家也没有士绅优待了，摊过来的徭役，地丁钱粮，田税，就够你们家喝一壶的了

要真是家大业大，还可以让你们家当粮长，三五年下去，自然破产

如果还没有破产，那就可以唆使你家的奴才告你的黑状，编排你是私生子

实在不行，就弄个饿死的乞丐挂在倒霉蛋家门口，到时候，让落魄官僚体会一把什么叫破门的知县，灭家的府尹。

只要得罪了老家的绅士们，是万无出头之日的

所以明朝对于那些大官僚有一个恩赐，就是给个锦衣卫官，让他家里的孩子来京师挂在锦衣卫当官

说白了，就是给这些公忠体国的士大夫一个保留家族的机会

让他们不要被家乡的绅士们过分绑架。

不要以为士绅集团是什么进士，什么大官僚，只要考上秀才，有了免税权，那你就是士绅

在明末，秀才们在江南那可是欺男霸女，获得了蓝袍大王的诨号

嘉靖帝和万历帝好歹还敢和士绅官僚集团斗一斗，到了崇祯帝这里，那就是连斗一斗都不敢了

有人建议开矿，结果皇帝直接下令夺俸禄半年

崇祯元年四月十九济阳卫指挥卓铭疏请开采，旨云：国家经费原有定额，偶当时诎剂量亦自有权卓，铭欲假変通之名，兴开采之役，更坏盐法，益亏正课，生事酿害，殊干法纪。姑著夺俸五个月，并禁以后琐屑言利者。

崇祯四年六月二十二

户部尚书毕自严以督臣张宗衡条陈开矿，上言其不便数事，议遂寝。

崇祯四年十月二十六亲军前卫掌卫事，少保诚意伯刘孔昭以国家多难，边方用兵，财用不足，请举采矿、盐法、钱法、屯田诸议以充国用，末言：国家所重者赏罚之大法，而天下之败不可谓胜，犹夫白不可为黑，其理甚明。至推诿与偾事二者皆干司寇之诛，而偾浮于诿又若舆羽之不轻于钩金，倘置偾败于不问，何以称法之平？法既不平，是为徒法，欲以臻治平而讨军实，不较难乎？是在皇上平国法、警人心，其于封疆不无不小补矣。帝谓：治兵自宜足饷，但开采不可轻言。若偾事宜问，国法宜明，自属正论。

崇祯帝在即位初年，对于商业税那是恐惧万分，对于臣下征商税、矿税的建议往往采取打击态度

甚至到了崇祯帝都要玩崩了全局的时候，出于军需要求的开矿命令，竟然也能够引发朝臣的激烈反对

甚至开矿都不被允许，因为不久后

有个叫倪元璐的上书痛骂崇祯帝

请停开采疏

　　题为民情宜顺，开采宜停事（三饷都加到这个份上了，还打着为民请命的由头呢！），本月初二日，阁臣陈演等传臣至阁，恭叙上传二事，一议开采，一议事例，钦此。该臣看得为：开采之言者，盖以此天地自然之利，行之可必无者也，然臣中夜思之，窃犹以为未便，虽曰铸山，埒称煮海，原其利害实相径庭，其説有六：

海挹注而已山须凿发劳费金银之气，又未必可望而知，一也。（未必开的出来，这也叫理由么？）

民不处海多山居者，百家坟墓，千家闾井，或言其下有金银，则锄斸必及之矣，二也。（意思是开矿会毁坏老百姓的坟墓，对风水不好）

即云北地山少民坟，而山川秀气拱卫天都，毁掘所加，动伤地脉，非如酌水于海，无关形势，三也。（没有坟墓的会造成龙脉被断绝，这个理由也难为他了）

天下莫不归利于盐，而归害于矿，自万历年间矿使为祸海内，冤痛沸骚，至今故老言之色变，骤闻此议复兴，即必惊相告语，讹言四起，群心动摇，四也。（加征三饷，天下已经沸腾，李自成、张献忠杀王爷和杀狗一样，这算什么呢？估计这里的父老十之八九是士绅官僚集团吧。）

又臣尝纂修神庙实录，据所防计出入子母大都得不偿失，即当时使者别有进奉，总由威胁地方，逼使包承认纳，富者荡产，贫者殒身，尽是民脂，岂为地宝，五也。（这个就很有趣了，崇祯帝后来说了，不为了征税，只是为了补充军需）

有矿卒殃民，即必有矿贼殃矿，向当神庙太平，刼杀屡告，况在今日，谁不生心，此辈一聚，不复可散，渐成形候，与流寇通气，方当东防西御，岂可又聚羶招蝇，六也。（言下之意就是矿工会造反，会形成新的流寇，可问题是加派就不会造成流寇么？）

有此六者，臣不敢议，凡救敝世如理败楹，若为求蔽风雨之计，而转开鸟防之穴，则利未享而害先之，臣惟恐诏令一出，示人以端，有司欲以见功，奸人因之生事，天下皆山也，闻风而起，言矿之徒日集辇下，鼎鼎骚骚，安知所底？以臣之见，莫如确循明谕，使该督抚自制财用，听其便宜，曰便宜则百事俱在，苟无害吾民，即斟酌行之，非必决意开采也。至于事例，内如准贡义生等议，或不妨暂行，容臣防同礼、工二部酌妥奏闻。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题

对于倪元璐这个建议，崇祯帝只好说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九日

户部疏请开采，帝言：『览卿奏，自属公论。但念国用告诎，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财，供地方军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急皆可有济，其视搜括加派孰为便益？倘地方官奉行不善，有借端生扰，如钳断坟闾，逼勒包纳等弊，责在督抚，罪自有归。发下「坤舆抚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不得坐废实利，徒括民脂。汤若望着赴苏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所司知之』。

崇祯帝几乎就是在哀求

“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急皆可有济，其视搜括加派孰为便益？”

不是为了征税，是为了军需！！

此时三饷已经累计征收了近亿两白银了，小小的矿税，仍然不允许开

此时距离崇祯帝自杀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不要说什么征商业税了，就连开矿都会被大臣严厉训斥

而最有意思的是，倪元璐最后是自杀殉国的

所以换句话说，倪元璐为了大明朝连命都可以不要，但是却不敢开矿税，甚至不敢开矿

可以说，因为士绅优待，明朝的士绅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大明皇权，并和大明朝、大明朝臣民利益严重对立的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虽然满口圣人言，但是其实根本不相信山东人孔夫子的理论

他们甚至为了自己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情愿看着天下沸腾，情愿看着大清朝入关

毕竟，只要谁能够给他们士绅优待的特权，谁就是君父

只要无法给他们士绅优待的特权，那君父也可以不是君父

所以，大清平定江南的时候，他们可是望风而降。

然而他们是万万想不到，入关的满洲君父，并不喜欢他们这一套，在天下平定之后，就把他们的士绅特权给废了

他们当然也闹，但是满洲君父有八旗世仆，不怕他们闹

一来二去，他们也纳税了

至于效果么？就商税上来说，明朝巅峰是每年六十万两白银，但是大清朝康熙年间商税就能够收到一百三四十万两白银

久拖不决的盐政改革也推广开了

外加甩掉了宗室这个大包袱，清朝竟然在明末的末世废土上建立了一个财政健康的新王朝

这真不能说不是一种讽刺啊。

至于崇祯帝，他可没有顺治帝这一切资源，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维持

在东林党花光了万历帝的小金库的时候，在天启帝投资关宁锦防线的时候，大明朝实际上就已经完了。

他无论怎么做，其实都不会有根本性的转机了，除非放弃已经花了两千万两银子的关宁锦防线

全力收缩，轻徭薄赋，等待混过灾荒横行的十余年

但是他自然是没有这个魄力的

因为他已经让帝师教傻了，连乃祖宣德帝的战略收缩都不敢做了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崇祯帝自杀后，江南绅士竟然造谣说，他内帑里面还有几千万两白银，并发明了镇库银这个稀奇概念

《甲申纪事》赵士锦：“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赵士锦是大官僚赵用贤的孙子，是四世高门科举世家，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

但是同时，他还有如下的说法

“…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只千余金…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杨士聪说“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驶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口口。按贼人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

《明季北略》卷二十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

我们还是看看公道人的说法吧

锦衣卫金事王世德谓：“野史谓城破之时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破城日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于余库积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且“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

为什么要造这个谣言呢？崇祯帝可没有对不起这些士绅啊

无非就是给大明朝的灭亡找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罢了，不指责皇帝贪婪，难道要指责绅士贪婪么？

不过崇祯帝，其实也有钱，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万历皇帝还是有一个秘密金库的，里面有二百万两白银

但是这个白银银库，他没有找到，是李自成逼问太监们这才找到的

康熙帝：明代方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挚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在崇祯帝已经无法的时候，为什么太监不吐露这个窖藏白银呢？

无非是等着皇帝完蛋，他们好偷偷私分罢了

只不过这帮太监，到底是没等来这个机会，李闯王的老虎凳一坐，就全招了。

崇祯帝不仅斗不过士绅官僚集团，甚至连太监的心思都无法掌控

果真是诸臣误他啊！

隆庆开海后，开港第一年，大明月港收入2.9万两，到万历年间才正式突破十万两

这是十六世纪的大明，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白银流入中国，你告诉我大明海关年总收入几万两白银？

辽饷很多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六百万两白银。1642年英国革命，议会只能控制英格兰东南部，全英国也只有500万人口，议会光是从土地税中就得到150万英镑，一英镑400多克白银，相当于12两白银，光是土地税就1800万两，虽然欧洲同期的物价更高一些（因为美洲贵金属输入，所以引发价格革命，即通胀），但，真的你大明就是太穷了。

整个士绅地主作为中间商，已经把大明都吸干了。

实际上满清上台以后，人口增加了3-4倍，大明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最多，也就3000万两不到，大清，在咸丰年间4亿人口，就不到6000万两。

大清要不是反动的很彻底，不会像崇祯一样死硬着不求和，跪向洋人喊爹，洋人的海关每年2000万两，是真的救了大清，后来的北洋，国民，都是靠这海关做主要收入，就是因为靠洋爹，所以他们才叫买办政府。

国民在36年获得了其最高的年财政收入2亿美元，当然比大明，比大清，那是很有钱的。

但完成土改，剿匪后的新中国，1953年，财政收入是230亿新人民币，合115亿美元，日本在1945年以前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42亿日元（21美元）——真的不是中国太穷，是地主老财刮地皮太厉害了。

不解决士绅地主，实现中央集权，是没救的。当然，大明皇帝依靠太监去收矿税，直接抢劫，那更加没救。

大明皇帝肯定是没法进行土改的，那就用欧洲的路线。

其实欧洲已经证明了，通过开银行，收贵金属进行铸币，然后发国债——纸币本身就是小额国债劵，所以美元上写的是财政部部长的名字，美元就是美国财政部的借据——从荷兰发明这套近代金融业以来，人类最重要的税，就是铸币税。

只不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个，就把大明的宝钞信用干没了，所以一定要讲信用，用纸币收税，就能维持信用。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然后允许老百姓迁移。实际上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自由迁移权。

允许人地矛盾尖锐的地区，人口外流去国外，甚至帮助他们去殖民。东南亚没有被大明占领，就是很傻的事。

能往澳洲迁移一两千万人。

这不就是朱厚照搞钱的方法？

朱厚照上位时，发现朝廷竟然没钱给他爹办丧事，他搞钱的方法是直接查账，倒查十几年，矿税和粮仓、税务、军费的各种亏空都查，然后：凡侵占朝廷钱粮者，一律抄家。

后来发现越查越多，再查一下文官家家都得被抄完，于是制定了退赃政策：凡涉及到亏空的官员，需要在朝廷规定的限期内，把粮食送到宣府、大同等指定的边镇，代替罚款。

经常一查前20年，人死了后代也得交，也得退。

放在崇祯朝，那就是粮食你得送去宁远。

其实收江南重税没用，还是会被摊在老百姓身上，要像朱厚照一样，名声彻底不要了，基本是学汉武帝搞豪强：清查钱粮，追讨亏空，惩治腐败……专门盯着官僚阶级搞钱。

现在你知道朱厚照的名声为什么那么离谱了吧。

朱由检做不到的。

说起来崇祯继位时大明的处境和朱厚照时还有点像，只是朱厚照扳回来了。

不过，重演武宗故事是需要天赋的，想象一下朱由检自封信国公，在辽东设立个信国公府，然后跑去辽东前线常驻，天天和祖大寿毛文龙他们混，收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为干儿子，自称大明汗和蒙古人勾肩搭背搞关系，和葡萄牙人学习科学知识，开个豹房研究怎么造新武器……

诶，怎么觉得这走向还有点带感呢？

可惜朱由检他政治天赋差，军事天赋估计也不怎么样，人也有点假道学放不开，政治环境也比明中期差了许多，本身上位的正统性也差一截，应该是很难学武宗这么搞的。

江南从来就是重税地区，另外收不上税很大问题是因为税收制度和技术水平落后，明朝大量使用白银却连铸币都没发展出来。大大小小，成色不一的碎银块交易效率之底下拍脑袋都想得出来。

只能说逼乎阉党真的是智力低下。

大明朝是对北方税太重，但是对江南一样税很重并且持续税很重，而且崇祯一样加了江南商税，只不过江南扛得住罢了。

真正税低的是四川湖南这些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