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四十年前，清人对「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记录如下：

附文：从文字及篆法角度证「采药昆仑」刻石不伪

一，所谓昆仑

所谓「昆侖」，叠韵连绵，「昆」和「侖」上古音皆在文部，「昆」在见纽，「侖」在来纽，见、来渊源颇深，如羽扇纶巾之「綸」，从侖声，《廣韻》古顽切，上古音与「昆」同在见纽；本义是日光的「㫻」，《川篇》古钝切，音读若「昆」；又如本义是张目的「睔」，从侖声，亦可从昆声作「𥇊」……这意味着「昆侖」作为双音节语汇其古读远比今天紧凑，故「昆侖」在书面既可省为「昆」，也可省为「侖」，馬王堆帛书《戰國縱横家書·蘇秦獻書趙王章》:「……此代馬、胡狗不東，綸山（侖）之玉不出，此三葆(實)者，或非王之有也…」《戰國策·趙策一》、《史記·趙世家》「綸山」作「昆山」。

「昆」也好「侖」也好，都是借字表音，本身并无实义。字虽无义，声却有意，《莊子•逍遙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从鱼之「鯤」，是极大之鱼，从鸟之「鵾」（鶤），是极大之鸟，从目之「𥇊」（睔），是圆睁大目；从水之「混」，是盛大水流……如此，那么作为极大之山的「昆侖」亦可从山作「崐崘」（崑崙）。李贤注《後漢書》：「昆，猶高也。」有多高？高诱注《淮南子》：「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

《莊子•逍遙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陸德明釋文引李頤曰：「鯤，大魚名也。」
《集韻·魂韻》:「崐, 崐崘，山名。或書作崑。」

「其高萬九千里」之「崐」，与「不知其幾千里也」之「鯤」等显然是同源字，当先民无以名状事物之宏大时，kunlun可能就是个脱口而出的本能语汇。揚雄《太玄•中》：「昆侖旁薄，思之貞也。」以旁薄缀昆侖，喻广大无垠貌。司馬光集注：「昆，音魂；侖，盧昆切。」可见「昆侖」可读为「渾淪」，如前文所例「鶤」亦作「鵾」，盖因昆、军古音同。《列子•天瑞》：「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如此「渾淪」，即先民世界观里的天地未凿之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混沌」，亦作倱伅、浑沌、浑敦等。服虔《通俗文》:「大而無形曰倱伅」。倱、混、浑、崐、昆同见纽，伅、沌、敦、沦、崘、仑共文部。显然，天地之「混沌」，与大山之「昆侖」亦是同源词，以及象雄之「喀喇」、匈奴之「祁连」、「赫连」，乃至突厥、蒙古之「腾格里」语源恐也未远，又各自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中被赋予实义，《漢書•霍去病傳》：「去病至祁連山。」 顏師古注：「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連与昆侖、混沌古音相近，也就是说上古之崐崘如果用今日汉语义译，其实也是天山。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 。」

二，河出昆仑

按照现代人类学观点，先民自非洲经西亚东来，那么大概会经过西域群山，或音或义，这些高耸入云的山脉常常有着相似的名义：昆仑、喀喇、喀拉、祁连、天山……探究上古文化图腾昆仑之地望所在是个自古以来的执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指认，比如汉武帝认定于阗南山（喀拉塔什山）即昆侖；《漢書·地理志》说青海湖附近有西王母石室当是昆仑，《十六國春秋》说魏昭成帝时酒泉太守认为酒泉南山（祁连山）是昆仑……

《史記·大宛列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出玉，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又，《漢書•西域傳上•于闐國》：「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

昆仑的指认或有含糊，但是指认昆仑的方法是明确的，那就是黄河源出与昆仑所在互证：1，哪里是河源，哪里就是昆侖；2，哪里是昆侖，哪里就是河源。《爾雅·釋水》:「河出崐崘虚。」汉武帝之所以指认于阗南山，也是基于张骞「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的误会（实际是塔里木河）。2020年在青海扎陵湖北岸发现的秦刻石若是属实，说明早在汉武之前，秦人即认定今星宿海盆地一带是为河源（秦人如此认定大概率也是因古），这个认定经得起后来唐人的复践，也经得起现代地质手段的勘探，也就是说无论刻石真伪，依「河所出山曰昆侖」的古老口令，星宿海所在之高原即是昆仑。人们兜兜转转几千年，还是回到昆仑的上古坐标。

《爾雅·釋水》:「河出崐崘虚，色白。」郭璞注:「《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虚,山下基也。」

三，「山」与「阜」

如同「岱」专名泰山、「崋」专名华山。从山之「崐崘」专名昆仑山，岱、崋早有，崐、崘却未收《說文》（按，字条无，但大徐本「虚」、「丘」下文本中有「崐崘」字，疑非原文。），《新附》有之，曰：「崙，昆侖也，從山，侖聲。」 虽不能就此认为「崐崘」字是中古新造，但至少可说说明「崘」（崙）是昆仑之「侖」的后起本字，加持义符「山」以具指。

「山」的商周甲、金文作（合集96）、（山御作父乙器西周早期集成10568），象连绵之山形，《說文》：「山……有石而高。象形。」故嶽、峯、嶺、崗等字俱从山、不似峰峦跌宕的丘陵地貌，则称「阜」,《說文》：「阜，大陸，山無石者。」后人揣测许慎意，以为山、阜之别，是石山、土山之别，《釋名》亦言：「土山曰阜。」既是土山，就会很容易让人以为山大而阜小，却忽视了「大陸」之训。《詩•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明示「山」与「阜」的关系，若「岡」（岗）与「陵」。何曰「阜」何曰「陵」？《爾雅．釋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此说来未必山大阜小，「阜」的「大陸」之训说明山、阜别在地貌高缓：「山」是奇崛挺拔之峰峦，「阜」是隆起地表的高原。而高山多附着于高原，故不见得「山」就比「阜」大，相反，「阜」常常是「山」的母体。

「阜」的甲骨文典型字例作（合集31831），象何形各家各说，大致来讲，有说象土山高峭有阪級者（故阪、阶等从「阜」），有说是以為象梯形者。清人王筠在《說文釋例》认为「（阜）如畫坡陀者，層層相重纍。」宋人戴侗《六書故》则云：「側山爲阜」，是说「阜」是「山」的侧形。我们将「山」的早期金文（)与「阜」的甲骨文()并列对照，不得不说「側山爲阜」是可信服的，甲骨文另有（合集10405）、（合集20600）等可能是为镌刻方便而作俗体简化。如是，说明古人并未给丘陵另拟一形，而是将「山」字换个方向来表示与峰峦的相似性和相对性，尽管「側山爲阜」之说受曾饱受批评。

姚孝遂《甲骨文字詁林》：「（側山爲阜）其說似是而非，核諸初文，實有未然。」

山峦和阜陵并不是两个有明确边界的事物，山可以称阜，阜也可以是山，所谓「阜颠」即山顶，「阜積」即堆积如山。山、阜从来都可并称，《文選•左思〈蜀都賦〉》：「經途所亙，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 刘逵注：「阜，大山也。」山、阜既形近义近，那么依汉字的正俗惯例，参与组字若为义符可无障互易。事实也的确如此，如「障」亦作「嶂」、「阻」亦作「岨」、 「險」 亦作「嶮」、「峻」亦作「陖」……如此，那么从「山」之「崐」、「崘」亦可从「阜」作「𮥍」、「陯」。

河源刻石之昆仑，恰作「昆陯」。

四．陯、崘正俗辩

「崘」不收《說文》，「陯」却有，不过是作为沦陷义来讲的：「陯，山𨸏陷也，从𨸏侖聲。」如此之「陯」，与陷、阱等同队形，因关乎地貌高差而俱从「阜」（如降、陟等皆从阜）。很显然，该「陯」是沦陷之「淪」的同源字：没于水曰「淪」，没于土曰「陯」。如同「山」与「阜」为义符参与组字可以互易，「阜」与「土」也因义近可以互易，坎陷之「陯」，别作「埨」。

《說文》：「陯，山𨸏陷也。从𨸏侖聲。」段玉裁注：「今則淪行而陯廢矣。」
《玉篇·阜部》:「陯,《説文》:山阜陷也。野王案:此亦淪字也。淪，没也，變也。」

「陯」与「埨」是一组异体字，不妨碍「陯」与「崘」是另一组异体字。

唐人王仁昀编撰的《刊謬補缺切韻》给我们勾陈了另一个义项：「陯，山名。」虽未言是何山之名，但侖声之山，还能有什么山？《刊謬補缺切韻》所训与河源刻石互证了「陯」大概率就是昆仑之本仑，是「崘」的异体，如前文所例的阻/岨、障/嶂等，从阜、从山之别耳。

显然，「山名」之「陯」与「山𨸏陷也」之「陯」有着完全不同的造字逻辑，此「陯」与彼「陯」非一字之多义，而是两字之同形。

那么，「陯」和「崘」孰正孰俗？结论是「陯」为正：

1，「陯」出现早，而「崘」出现晚。「陯」本仅见字书，尚不能揣测造字其时，但1986年发掘的放马滩秦墓的古地图有墨迹作（），证「陯」字早有。

2，放马滩位于甘肃天水，秦人故地，其墨迹 ()与河源刻石（)互证为秦系字法结体。我们知周秦文字本就渊源一系，再加上始皇帝「書同文」敕令，百世字法奉秦法为正。

3，2017年，湖南里耶秦简新整理一批简文有「琅邪獻昆陯五杏藥」字样（整理着张春龙先生报告视频截图见右）。复证「陯」确为秦系字法。且其「昆」就作「昆」，并未加持义符，此当为秦人用字习惯，河源刻石发现者见残「日」而能将()释为「昆陯」，颇为得当。

放马滩古地图之（)、里耶秦简之()、河源刻石之()，是「陯」见于字书之外的唯三实例，且全是秦文。里耶简文「昆陯」与「琅邪」并陈稍嫌出戏，我们暂且不议秦时昆仑已泛化有几，「陯」字作为昆仑之本仑，是「崘」的正字，至此已是无疑。

五，何谓「昆陯」

那么问题来了：先民造字，为何要让昆仑之仑从「阜」，而非从「山」？

因为昆仑本不就是「山」。

我们重新打开《爾雅·釋水》:「河出崐崘虚。」「虚」本作「𧆳」（虗），从丘，虍声，是「墟」的古字，《說文》训「虚」曰：「大丘也」。又「丘」下曰：「土之高也」，《廣韻·尤韻》：「丘，大也。」总之丘、虚二字脱不开高与大。段玉裁引《山海經》：「海內西經曰。海內昆侖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即西山經昆侖之丘。」昆仑虛、昆仑丘之谓，说明古人并不认为昆仑是山，而是大丘。《爾雅•釋丘》：「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昆崙丘。」「大丘」有多大？用今天的话说「大丘」就是高原。郭璞曰：「墟，山下基也。」已经言明昆仑墟是峰峦所依附的高原。

如此再看《爾雅·釋山》之「高平曰陸，大陸曰阜」，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昆仑之本仑须从「阜」作「陯」，从「山」之「崘」只能是后起俗字，是山、阜边界模糊之后的产物。今天看河源刻石现场以及方圆千百公里之地貌，确系「大丘」，4300米海拔高则高矣，然目之所及，并无峰峦（下图），也就难怪五大夫没能觅得一处高崖勒石。

《說文》：「虚，大丘也。崐崘丘謂之崐崘虛。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謂之虛。从丘虍聲。」段玉裁注：「按虚者、今之墟字。猶昆侖今之崐崘字也。虚本謂大丘。大則空曠。故引伸之為空虚。」
《說文》：「丠(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凡丘之屬皆从丘。𤤘(𡊣)，古文从土。」

《說文》「丘」下又言「四方高中央下爲丘。」黄河源所在的星宿海地区，恰是这种高原上的盆地。遥想上古气候温热，作为高原沼泽的星宿盆地海花草丰美，从其藏名「错岔」（意即「花海子」）即可想见，传说中周穆王到此銘跡的仙苑「縣圃」或本于此，也就好理解为什么五大夫为何会有样学样到此勒石做个记号。

《穆天子傳》卷二：「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跡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一》：「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三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為太帝之居。」

汉谶纬典籍《春秋命曆序》: 「天體始於北極之野，地形起於昆侖之墟。」如此看来，那个至高至大的昆仑在从先民的精神世界映射到现实世界，其实就是青藏高原（当然古人未必周见青藏高原全貌），这是广义的昆仑。后世之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喀拉塔什山（于阗南山）、祁连山（酒泉南山）等，不过是若干个盲人对同一头大象的指认。如果非要给「广大无垠」的昆仑一个具象坐标（狭义昆仑），那自然就是黄河出处。无论秦人足迹还是唐人马蹄，抑或现代勘测，河源所在都指向青藏高原之东北，恰如《山海经•北山經》所云：「……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

《山海經•北山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
唐·楊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一舉而清海外，再戰而滌河源。」

遥想当年，先民褴褛筚路，自西向东，翻越西域群山，循黄河东至中原，落地生根，长成华夏，关于那个宏大高原的记忆，便成了精神世界里的昆仑，无论周天子还是始皇帝，亦无论今时今日的人们，对于昆仑的记惦，亦是对自己来路的回溯。

六，动机与时间

回看发现者给出的刻石释文（下图），结合现场图片，推敲空间有：「方」下残字横非横，必不会是「士」，是何字待议。以及，「廿六」是否是「廿六」可商。

始皇帝遣使寻仙问药是频见于文献的历史事件，其对传说中的昆圃仙山怕是深信不疑，不然也不会发生两次遣琅邪方士徐巿（淮南衡山列传作「徐福」）东渡的桥段。里耶简文所言「琅邪昆陯」有可能说的是传说中的海中仙山方丈，《山海經•海外南經》：「崑崙墟在其東，墟四方。」 毕沅注：「此東海方丈山也。」时昆仑概念已经泛化，毕沅又注：「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所谓「昆陯五杏藥」大概就是徐巿人等带回来的搪塞之物。海中昆仑有仙药，昆仑县圃焉能没有？出于同样的憧憬，秦始皇多线遣人求药其中包括五大夫西谒昆仑，是合乎其心态和逻辑的。(另，五杏药疑与道医的五杏、杏林说有关。)

《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
晉·葛洪《神仙傳•董奉》：「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病重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徐巿的两次东渡，分别是秦始皇廿八年（前219）和卅七年（前210），这说明：1，廿六年秦完成扫灭六国壮举，称始皇帝，可见其志得意满，心态也难免从进取变为守成，遂生长生之心。2，廿八年是秦灭齐置琅邪郡的后年，齐地多方士，徐巿人等能附耳忽悠，须以此为前提。3，卅七年是秦始皇驾崩之年，在此前一年（卅六年）已经饱受「熒惑守心」、「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龍死」等真真假假的谶兆闹心，身体境况想必也有自知，遂加速求药进程。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熒惑守心。」
《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禦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 『今年祖龍死。』 」

所以：

秦王政称皇帝是廿六年十月的事情，不可能在「廿六三月」出现「皇帝使五大夫…」字样。若河源刻石不伪，那就是时间释读出了问题。蒙青海网友「新青年」分享现场高清图片（下图），可辨析其日期确系坊间猜想的「卅七年」。

青海网友新青年摄于现场

1，()非「廿」，而是「丗」，「丗」是秦文对「卅」的写法，与它处能见的秦文实例一致，并有汉隶与之一脉相系，而《說文》作「𠦃」，与刻石相去甚远，「丗」本身就能当该刻石为秦物之一证。

2，（）非「六」，而是「七」，「七」的古文字若扁形的「十」，如春秋秦文作()（秦公簋春秋中期集成4315）、战国秦文作（）（睡虎地秦簡10.5），以及西汉古隶亦作()（西漢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前15上），反观对照《說文》臆篆（），可知() 能为刻石不伪再添一证。另，按说「七」字横画较为平直，然刻石（）弧拱较甚，可能是为迁就石面。

秦始皇卅七年，这个时间符合我们前面对其晚年身况自知，加速求药的动机推测和心态判断。遣五大夫西谒、遣徐巿二次东渡可能是同时发出的命令，也能为《史記》未言及的徐巿出海时间提供一个大致范围。

七，无一字不秦

前文说到「陯」字在《說文》中亦有收，但是作为沦陷之「淪」的异体存在，曰「山阜陷也」，与昆仑之「陯」只是异字同形。除河源刻石外，「陯」字实例见于1986年的放马滩古地图和2017年的里耶秦简，这就基本就排除了古代作伪的概率。很简单，古代作伪者不大可能有见识、有胆量、有必要以「山阜陷也」之「陯」当昆仑之仑。即便有当代作伪者受到里耶秦简「昆陯」字样的启发，那也要是在2017年里耶秦简新整理成果公布之后才能动手， 然2020年河源刻石即已发现，作伪者是否有在保护区操刀弄石的时间窗口和做旧的时间周期？

再说，「陯」之「侖」，在先秦两汉文字中多为四竖，如()（戰國郭店楚简.成.32）、（）（戰國睡虎地秦简. 24.26）、()（西漢天文雜占末.下）、（）（漢印徵）……与河源刻石（）等完全一致，而《說文》小篆()作五竖，虽然三、四、五竖对于古文字而言都在容错范围内，《說文》篆法不算讹误，但说其不合秦篆正法并无苛刻。许慎尚不能拟得正篆，元人清人安能？

且抛开「昆陯」，我们择历代传抄文字中极易露出篆法破绽的翳、卯、前三字看能否为该刻石证真：

1，「翳」，《說文》析为「从羽殹聲。」历代无有问疑者，直到唐兰先生在《殷墟文字記》（中华书局 1981年）中经过对「䨮」（雪）字甲骨文的析形，终于弄明白一般释为是「羽」的古文字 （合集3266）、（合集9780）等，其实是「彗」，与（）（帚，合集32757）同写扫帚形。河源刻石「翳」作()，其羽（彗）部篆法合古，与后期隶书实例如（）（東漢 武梁祠畫象題字）可见传承关系。另例如「習」本作「𣊄」，其隶书（)（西漢 定縣竹簡44）之「羽」（彗）部与()同出一辙。然而东汉的许慎因时代所限未能深究到这里，于是《說文》小篆讹作（），这就直接误导了后世书家。东汉以降，凡书家篆「翳」字无有合古者，无论元人、清人抑或唐人。

3，「卯」，本义是剖杀，是「劉」的初文，《爾雅．釋詁》：「劉，殺也。」后借为十二地支第四。东汉的许慎已不知本义，在《說文》中声训为「冒也」，并析形为「象開門之形」。在错误的理解下，其篆法()自然也难能正确。对照河源刻石之()，完全经得起甲骨文（)（鐵39.4），战国秦文（)（睡虎地秦简日乙67）的起纵向校验。不客气的说，即便把清代金石大家邓石如、吴昌硕、杨沂孙等请到扎陵湖北岸，恐也没这个本事能把「卯」的小篆写对。

4，「前」本作「歬」，从止从舟，秦文习假刀剪之「剪」当「歬」，作 「𣦃」，隶作「前」，后人从秦法。也就是说「前」之「月」部，实为「舟」讹来，《說文》析「歬」为「从止在舟上」没问题，但是其篆法有问题：「舟」字西周、春秋、战国字形稳定，以石鼓文为例，作（），而《說文》小篆作（)，上下两短横不与右连接，我们将()、()并列，可见()在流变链中出列（见下图），是不能隶变出「月」形的。许慎所拟篆法，大概是浸染了有些非主流汉篆如（)（见《汉印徵》）的俗习。而河源刻石作()，则完全合乎周秦篆法，置于流变链中恰如其分。

还有「方」、「以」等，与上述情况相类，本文吝于篇幅不作尽述。鉴真辨伪的角度有很多，科学手段也有很多，至少从文字和篆法来看河源刻石无一字不秦，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主观的原因说是后人作伪。

2025.6.20

参考文献（略）

目前“昆仑石刻”确实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如文本内容没有确认或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应用自然科学手段定年的工作也没有成果发表。

不过，认为一处遗存是今人伪造的，或者说遗存年代是现代，需要非常强的证据。而目前所有提出的质疑及其理由，都远远达不到这种程度。经过若干公开发表的讨论，很多“疑问”完全不能构成“伪造”的证据。

“昆仑石刻”内容大意为，秦始皇廿六（或卅七）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不少人根据文本内容就判断，当时的秦人车队到达不了河源地区。

秦代使者为何寒冬季节前往当地？

有学者认为，冬天前往高原采药违背常理，“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

这是由于缺乏青藏高原野外工作经验导致的误判。即使在今天，如果没有铺公路的话，在夏季经过青藏高原上的湿地前往荒野深处，也困难重重。在暖湿的丰水季，容易阻于河流、陷在湿地中寸步难行，相反，在寒冬的枯水季，水面结冰、地面“冻硬”，很多夏季难以到达的地点就变得容易接近了。（周行康：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光明日报》7月7日8版）

仝涛认为，使团选择在冰冻的冬季出行，一方面，可能是迫于秦始皇的紧急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受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及古代交通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秦时的黄河上游尚未有足够的桥梁、舟船等渡河条件，黄河源高海拔地区又多湿地、沼泽，夏季极易陷车，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黄河上游桥梁系统的建设，发生在汉代之后，至隋唐时期唐蕃古道开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条件在夏季丰水季节乘车实现高原的穿越。（回应学界关注的青海黄河源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

马车能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吗？

有学者认为，以青藏高原的地形地势，如果没有大规模修路，秦代的车上不去。

刘钊认为，扎陵湖地区虽然海拔4000多米，不可谓不高，但是从实地考察照片看，湖周围地势却相对平缓，车完全可以上得去。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西北约70公里的昆仑山脚下，曾发现野牛沟岩画，时代约距今3000年，其中就有如下未完成的车和两马驾单辕车的形象。在青海海西州天峻县江河镇（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卢山山丘上，也曾发现过卢山岩画，时代约距今2000年，其中有如下车猎的形象。

岩画上车的样子与野牛沟岩画上车的形状一致，同甲骨文中“车”的形象也很接近，不同在于此车车舆为圆形，而甲骨文中的车舆是长方形。据汤惠生先生在上引书中论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出土的属于西周时期羌人文化的诺木洪遗址中，曾发现过两件车毂。《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攻击先零羌时，曾将其驱赶至青海湖周围，并“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可见当地先民很早就开始用车。扎陵湖距两处岩画发现地都不太远，约300公里和200公里，距诺木洪约100多公里，应该有着相近的生活习俗，所以推测扎陵湖附近的先民，也应该从很早就开始用车。

远行需要很多装备，每到不熟悉处还需找向导，与外族沟通也需翻译。以五大夫翳为首的采药团队因路途遥远，装备必不能少，自然要有车随行，路上也可以随时购车或雇车，所以昆仑刻石铭文中的“车到此”中的“车”，既有可能是本来随行的车，也有可能为路上购置或傭僦的车。既然当地先民早就开始用车，在当地购置或傭僦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刘钊：再论昆仑刻石，古文字微刊，2025年06月30日 ）

“昆仑石刻”位置远超秦的西部边界？

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对西部名山的认识与认可，与国家版图一致，与战国末期地理著作《禹贡》确定的长江源岷山、黄河源积石山吻合。所以，“昆仑石刻”所在的位置远远超出秦始皇天下名山的西部边界。

刘钊认为，其实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从很早开始就有将探险当乐趣，视万里为坦途的气度。据权威研究，最迟到商代中晚期时，商文化的影响已经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陕甘交界，北到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到辽宁朝阳，西南到四川广汉，最南到广西武鸣，可谓泽被广阔，影响深远。

汤惠生认为，“远游”、寻仙、采药的传统至少从周穆王就开始了，后来秦皇汉武踵其迹：秦始皇5次远游巡幸，汉武帝34次远游巡幸，其主要目的都是寻仙求仙或登仙。此外，对寻仙勒石以纪的传统也是从周穆王开始的。《穆天子传》中还回答了一个关于车的问题，即穆天子“驾八骏之乘”“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这都是文献记载，而相应的考古材料中我们也有实证，从而构成二重证据。穆天子西巡发生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其时代恰好与野牛沟岩画的时代重叠；更凑巧的是野牛沟岩画中出现了三辆单辕双轮的马车图像，尽管挽车的只是双马，而不是《穆天子传》中所说的“八骏之乘”。野牛沟地处昆仑山，沟内也有被称为“瑶池”的西王母胜迹与之呼应，虽然我们不能由此便实证穆天子西巡会西王母的地点就在这里，也无法证明野牛沟岩画中的车就是周穆王西巡的“八骏之乘”（八骏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修辞，因为史料云“天子驾六”，秦始皇的马车也只用六匹马拉的“天子驾六”），但我们由此可证实昆仑采药石刻中“车”和“采药”（求仙）等文本记录不仅符合西周以来的远游求仙传统，而且也符合秦始皇勒石以纪的习俗。（汤惠生：“采药昆仑”石刻的考古学和文本研究，《光明日报》7月4日8版）

何以保存完好，看上去不像是经受两千多年风雨侵蚀的样子？

另一类质疑声音，不是依据文本内容，而是痕迹。严格来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者专长，但在普通人看来，却是比较有力的证据。对此，也有很多学者做出了回应。

汤惠生认为，其实目前所有关于对遗址本体的怀疑，都是一种主观感受，讨论者只是凭借照片进行想象，想象那里的环境、天气和自然侵蚀程度。对此，举一个岩画的实例便可打消对石刻的疑虑。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地处海拔3900米的昆仑山，经微腐蚀测年认为是距今3200至2000年的古人作品，而且岩画制作在硬度弱于玄武岩的花岗闪长岩上，画面上有双轮马拉车、牦牛、狩猎、牵驼、出行等图像，大多岩画的刻痕与昆仑采药铭文一样清晰与新鲜。野牛沟岩画的例子说明，仅凭岩刻画的腐蚀程度是无法推测其年代的，因为根据微腐蚀测年法的理论，影响岩石腐蚀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风。也就是说在比较石刻的腐蚀程度时，关键的环境因素是降雨量。所以对于野牛沟和昆仑采药石刻所在的扎陵湖这种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地区而言，仅凭所谓内地石刻侵蚀“常识”来判断，很容易误判。

关于石刻的具体年代，我们可以通过微腐蚀观察来确定其年代，即通过显微镜对岩石晶体腐蚀程度的观察来测定年代，这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建立在数据比较基础上进行研究。现代科学中，“一眼假”或“大开门”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汤惠生：“采药昆仑”石刻的考古学和文本研究，《光明日报》7月4日8版）

周行康选取自然条件、石质岩性与“昆仑石刻”相近的昆仑山脉岩画、玉树岩画、甘孜北路岩画、阿里日土岩画等，进行直观比较，认为首先可以排除近百年内创作的可能性，总体符合距今两千年以上的观察经验。他还认为，“昆仑石刻”所处具体位置，为冻土地带上一块平卧的巨大岩体裸露于地表以上的部分，其主体深埋于地下。可以看到这块岩石还存在着层状节理和几道明显的裂缝，从而提供了刻痕与岩石裂缝关系的观察角度。从刻痕与岩石裂缝交界处呈现的状态和细节来看，符合刻画年代比较久远的特点：刻痕与裂缝存在着相当长时期共同风化的一致特征。另外，从现场图片可以观察到：在文字刻上去之后，岩石主要受内应力逐步释放带来的开裂，仍在缓慢持续发展。（周行康：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光明日报》7月7日8版）

"这就是见着神龙的两个农民"

当地居民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是一段故事。

村民会说他们村那个老房子是唐朝的。

会说他手里的微波炉专用是祖传的。

会说他家的中堂是唐伯虎真迹。

会说他小时候见过几十米长的巨蟒。

北大历史和语文系？

啥时候需要他们鉴别真伪？

莎草纸几十万块，都是真的——石头上刻的反倒是假？

有意思...

记得周志华跟华南虎吗？

周志华造假说华南虎是因为他想靠这个出名。

一个四十年前就在这的东西，发现者没被大规模报道，当地政府也没围起来当景点收费。

造假为了什么？

《从昆仑到昆明》里面谈到天井，忘记介绍进入天井的天门。

对应中次九经女几之山的天井进出的通道是天彭门，在四川彭州区域。我们现在看到彭州的名字来历介绍：此地两山对峙如阙，山势如门，故称天彭阙、天彭门，这些后世的解释均是先古信息丢失后的附会。山海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彭州区域整体颜色发白，远观如门，拉近可以看到进出的人，这些熙熙攘攘的人就是会昌的帝和建福的神，还有一些期盼通过修仙升天的人。

从天门进入天井，借助天井的自然升腾之力直接到达天庭（也就是昆仑之巅），这过程是飞仙或者飞天！

关于飞天的神话我们中华民族是很多的：嫦娥早已奔月；《西游记》孙悟空往返天庭多趟；牛郎织女也是在天河的鹊桥相会；《史记·封禅书》里面的黄帝乘龙飞升……

浩瀚的太空总给人无穷遐想，我们的神舟飞船，天宫载人空间站，天舟货运飞船，鹊桥通讯中继星……在这梦想与现实交辉的时代，你有没有想一想，现在的我们从哪里升入太空，又从哪里返回呢？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我们为什么选择建立在个经纬度？科学有它一箩筐的依据，但这就是选择的结果。

是的，这两大发射中心位于我们的昆仑大干道上（天井区域）！也就是上次我讲的“昆”的释义：一根中空的无形的大地之轴（轴两边有无数细微支=仑），假设太空用“日”来代表，这是我们进入“日”的通道！我国1958年建设的第一个卫星发射中心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它就位于昆仑之丘四边形中心对应的下边线上（昆仑中轴）。

我们有四大卫星发射中心，另外两个是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它们又位于哪里？我们经常看到宇航员返回地球的内蒙古四王子旗又位于哪里呢？这些都是些公开的知识，网络可以找到它们具体的经纬度。

是的，你会惊奇的发现，它们位于大荒的中轴线上（大荒中轴上也有昆仑之丘），巧合吗？

这不可能是巧合，最大的可能是《山海经》的文明断代，我们黑灯瞎火了几千年，如今，太阳才刚刚升起，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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