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论源于西方针对中国考古标准的双标,这个说法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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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遗迹是根据荷马史诗造出来的,据荷马史诗里说,这个小岛上,人多的数不清、有90多做城市,百姓爱好自由,和平相处。
我就纳了闷了,这岛上人都喝空气活着吗?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叫“一眼假”,我一般第一个都是用这个克里特岛的资料。
面对这种号称4000多年的遗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探究它的真实性。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是什么人会相信这种东西有4000年。
有人说西史质疑的是“九漏鱼”。
我觉得不用上学,你要是看这东西还要用二眼才能判断。这智商是负数。
对这个遗迹的判断,不应该作为历史问题来讨论。甚至不能作为智商测验,因为这个水平太低了。
如果一个学历史专业的人出来探讨这个文明,我劝你别读书了。你不读书可能还好点,至少还认得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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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带 - 105 个点赞 👍
不对。
我一直认为,西方伪史论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现在的主流叙事中,西方文明被过多拔高了。
另一个原因是,在现在的主流叙事中,中国文明的历史被过多贬低了,以及研究的缺失。
而这两个原因是相辅相成的。
你都不用看远了,你就说在这个平台上,那些反对伪史论的大V们,不说百分百,最少百分之九十都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选择性唯唯诺诺,针对性重拳出击——对吹嘘西方历史,攻击中国历史的言论选择性唯唯诺诺;对揭露西方历史不可靠的事实则针对性重拳出击。
这样的例子,在各种主流的历史叙事中,可谓随处可见。
我们说历史叙事,往往有三个维度。
一个是学术维度——包括各种学术研究。
一个是宣传维度——包括各种政治、媒体、影视文化作品的宣传。
一个是民间维度——包括各种非官方、非学术的自媒体、论坛等。
这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普罗大众对历史的基本认知。
我们以古罗马和汉朝的供水、排水系统为例,大家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以上三个维度的失真。
首先从学术层面来说,古罗马城和汉朝长安城的供水、排水系统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类型。
古罗马城是通过高架引水渠,从山泉、湖泊向城市引水,构成了城市的供水系统;然后通过大型的下水道向海洋进行排水。
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古罗马的高架引水渠十分高耸,下水道十分宽阔。
而汉朝长安城的供水系统,则是以超大规模的沟渠为干线。链接自然水系,又庞大的水库为节点,兼顾航运和供水、灌溉的系统;然后通过渗井、毛细下水道,将污水排放至河流或地底进行排水。
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很多。
比如古罗马城靠海,所以并不需要通过供水系统来构建水运网络,因此人家的供水系统自然不需要考虑航运。
再比如,汉长安城处于黄土高原,降雨量稳定,因此只需要毛细下水道就能满足排水需求;而古罗马城地处海滨,海边的自然环境促使了古罗马城容易遭遇极大的瞬时排水需求,因此需要大尺度的下水道来应对瞬时排水量的需求。
所以,在学术上,如果以比较史研究来看,这两种城市供水/排水系统的对比,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汉长安城的城市供水/排水系统的研究,起步是非常晚的,而且即便到如今,也未能完全窥探到汉朝长安城供水/排水系统的全貌——因为汉朝长安城的供水系统太庞大了——汉朝长安城不是一个孤立的城市,而是由周边大量城市组成的一个城市群,因此汉朝长安城的供水系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数千平方公里尺度上构成的一个庞大网络。
然后问题就来了,这种滞后的研究导致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在宣传口上,我们一度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没有城市供水系统的。
至于排水系统,那就更搞笑了。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宣传中,中国古代是不会修下水道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些学术层面的研究缺失,在宣传层面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学术的比较研究,会作用在政治、文化的宣传叙事中。
比如,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够修建万里长城这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却不会修城市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呢?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以前由于考古的不足,以为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没有广场的。
还有,以前由于考古的不足,以为中国古代并不重视道路的修建。
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就给人一种判断,即中国古代不重视公共设施的建设。
由此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主流的宣传口一直有一种叙事,那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公民文化基础,也不重视人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文化。
进而下沉到民间叙事中,就形成了一种,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不重视公民文化,不重视公共精神,不重视公共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
然后什么盐碱地啊,文明洼地的结论就出来了——这样的结论,现在在平台上仍旧无处不在。
结果现在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多了,我们就尴尬了。
原来中国古代不仅有城市供水和排水系统,而且这些系统还如此庞大,这些系统的建设、维护、使用还有十分超前的法制意识。
原来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规模那么庞大,有些广场的面积甚至相当于欧洲古代的一座城市!
原来中国古代的国家道路体系建设如此的健全,规模如此的宏大,制度如此的超前!
那你说,在这样的反差下,普通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你跟普罗大众将学术研究局限性,普罗大众压根就不在乎——因为普罗大众是凭借着朴素的认知来判断。
按理来说,如果你真想解释背后的局限性,正确的做法是讲清楚为什么学术研究会有局限性。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现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也有庞大的城市供水、排水系统了,有些人不是去宣传中国古代城市供排水系统的特点,而是各种试图证明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城市供排水系统,但跟西方比就是垃圾。
前段时间,知乎上有个话题,说故宫的排水系统。
然后很多答主就贴古罗马的排水系统,来证明故宫的下水道很落后——因为没有古罗马的大。
问题是,北京的降雨量才多大?用得着修台风级别的瞬时排水需求的下水道吗?
普罗大众一看,就会想,古罗马就那么一点人口,就那么一点用水量,却修一个现代千万级人口城市排水量所需要的下水道系统,太假了吧?完全没必要啊。
所以你看,普罗大众是不是没考虑到古罗马的地理环境需求?
但问题是,这个锅在普罗大众身上吗?
并不是啊,是三个宣传维度中,没有把下水道和地理环境背景的关系讲清楚,相反还有些人非要拿古罗马的下水道来论证北京的下水道不合理啊。
所以,上述的例子中,大家就能清楚的感受到,历史叙事的三个维度,对于普罗大众历史认识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而我们可以说,三个历史叙事维度中,我国现在的叙事都是有缺失和不全面的。
我还举两个例子,更搞笑。
一个是成龙的《天将雄师》。
里面罗马人到了汉朝,竟然教汉朝怎么修城墙,然后在西域用巨型石块帮汉朝修复城墙。
成龙的文化号召力,相信不会有谁质疑。
大型电影的投资,更是历史宣传的主要阵地。
然后这里面的问题搞笑在哪里。
就西域沙漠你,你特么哪来的巨型石块?
而且对于一个修万里长城的汉朝来讲,你古罗马长城才百来公里,你教汉朝人修长城,你符合历史吗?
还有《汉武大帝》,央视播放的历史正剧,国家背书站台的。
结果里面的汉武帝,还要从西域引进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
但历史事实却是汉朝征服西域后,在西域大规模的建设钢铁冶炼厂,直接让西域跑步进入了全面的铁器时代。
还有西方的各种书籍中,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吹嘘之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有些人就说,这些是宣传口的事,不关学术界的事,所以这些不能代表西方有伪史。
问题是,也没看见你们主动站出来科普西方严谨的学术研究结果啊,你们就是对那些宣传口的吹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啊。
三个历史叙事维度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德国的纳粹为了宣传种族主义,各种创造历史,并以这些历史叙事为依据,在现实世界中推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你这时候来讲什么二战德国的学术界并不完全支持纳粹,那又有什么意义?你这说法不是自欺欺人吗?
所以,我们回到当代世界。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人家编造历史,编造舆论的事实是显而易见。
比如二战史,比如新疆棉花,这是当着全世界人民的眼皮子底下的造假。
然后民间的宣传口径中,又确实有那么一群人吹西贬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事实下,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西方的历史叙事,质疑西方历史宣传的公信力,那不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吗?
如果一味的反对这些质疑,而无视西方官方宣传和民间宣传的失真,非要讲什么学术,那不是拉偏架的装傻充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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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木年华 - 15 个点赞 👍
现代考古学源自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博物学,核心是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物质文化,追求依托实物证据而摆脱传世文献记载的独立叙事方法。而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博物学一方面来自于对于古典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自然哲学”和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内容的重新研究,另一方面来自于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核心就是研究“物质文化”的学科,既包括自然的造物也包括人工的造物。但是中国历史上诞生过独立的博物学吗?中国本土的博物学知识是依附在经学、史学、农学和医学等不同的学科之下,而并未形成一名专门的学科。
正因为现代考古学来自于欧美的博物学,所以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理所应当的。和考古学一样从博物学分家出来的生物学也是一样的,丹顶鹤的学名叫Grus japonensis(日本鹤),河虾的学名叫Macrobrachium nipponense(日本沼虾),同样没有什么改变的必要。考古遗址的小地名命名法本来出现得就比较晚,你要是不喜欢“米诺斯”这个名字的话也可以叫“克里特”嘛,学界也有很多人更习惯叫“克里特文明”,我也是一样。
二里头为什么不能叫夏墟?中国观点是有宫殿规模,《史记》,《甲骨文》,《竹书纪年》均有记载,那应该就是“夏”
利用文物搞“证经补史”这是金石学的研究范式,跟考古学没有半毛钱关系。“金石学”的研究范式恰恰是考古学的反面,甚至是应该被现代考古学批判的对象。虽然金石学早就变成了一门死学科,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金石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未消除。部分国内外的考古学者就批评中国考古学中的金石学的残余愈演愈烈,对“重器物的文字信息甚于器物的类型学信息,重文物甚于田野遗址,重考证历史甚于研究考古学文化”的风气进行了批判:
现代考古学被介绍到中国,和晚清、民国初年一部分学者对相关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提出慎重的怀疑有关。在20世纪的20年代,引进考古学的史学界人士都希望能够反驳疑古派的思想。尽管疑古派并不是说古代不存在或者我们无法知道,而是对文献采取了比以前更加严谨的研究态度,传统史学界对他们极为反感,直到今天还能在一些学者的著作里看到20年代那些激烈的学术讨论遗风。其实,我认为疑古派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可以用来确定古代文献的可靠性,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状况下,不少人希望能够比较快和有效地通过某种可靠方法来证实传统文献的可靠性。民国政府愿意支持考古研究也和这种民族认同心理有关,认为如果否认古代文献的可靠性或许会影响民族自尊心。考古学能够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中国学者进一步发展,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这和国史有关,比金石学更为实用。所以尽管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目标仍然是旧的,是被传统历史学制约的。这样的话,现代考古学能够带来的优点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为引入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考古学以外的文献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金石学和考古学到现在仍然并行存在。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是它自身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
很多学商周考古的学生后来往往研究器物,而不研究遗址,关心历史问题而不关心考古学文化内在的问题。一发现像是文字的东西就极力认为是文字,看到有人名的铭文就用各种手段在文献记载中找对应,这是金石学影响中国考古学较明显的例子。最近两三年还有更可怕的情况,纷纷有人写文章说新石器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黄帝、炎帝的文化等。我本来以为大家已经脱离这种状态了。这都是过分信赖文献的结果,是很过时的,也不符合现代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是非科学的。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私人收藏家手中的藏品,这里面因为藏品来源不清而有道德问题,而且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这是回到了传统金石学中的阴暗一面。如果这样的所谓学术变得频繁,将来做学术史研究的人就会说:在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日本短暂引入了一套新方法,新中国建立后还普遍使用,直到21世纪的某段时间,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我当然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可是依目前的趋势来看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节选自《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现代考古学作为博物学衍生出的学科本身应是一种满足人类本性中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和知识的探索欲的学科,而中国考古学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掺杂了太多其它的东西,所以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特殊性”也并不是不对。
话说回来,如果可以通过甲骨文中的“西邑”确定夏的存在的话,那线型文字B里面也有Ko-no-so,为什么不能确定米诺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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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欣雨S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