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源自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博物学，核心是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物质文化，追求依托实物证据而摆脱传世文献记载的独立叙事方法。而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博物学一方面来自于对于古典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自然哲学”和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内容的重新研究，另一方面来自于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核心就是研究“物质文化”的学科，既包括自然的造物也包括人工的造物。但是中国历史上诞生过独立的博物学吗？中国本土的博物学知识是依附在经学、史学、农学和医学等不同的学科之下，而并未形成一名专门的学科。
正因为现代考古学来自于欧美的博物学，所以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理所应当的。和考古学一样从博物学分家出来的生物学也是一样的，丹顶鹤的学名叫Grus japonensis（日本鹤），河虾的学名叫Macrobrachium nipponense（日本沼虾），同样没有什么改变的必要。考古遗址的小地名命名法本来出现得就比较晚，你要是不喜欢“米诺斯”这个名字的话也可以叫“克里特”嘛，学界也有很多人更习惯叫“克里特文明”，我也是一样。
二里头为什么不能叫夏墟？中国观点是有宫殿规模，《史记》，《甲骨文》，《竹书纪年》均有记载，那应该就是“夏”
利用文物搞“证经补史”这是金石学的研究范式，跟考古学没有半毛钱关系。“金石学”的研究范式恰恰是考古学的反面，甚至是应该被现代考古学批判的对象。虽然金石学早就变成了一门死学科，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金石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未消除。部分国内外的考古学者就批评中国考古学中的金石学的残余愈演愈烈，对“重器物的文字信息甚于器物的类型学信息，重文物甚于田野遗址，重考证历史甚于研究考古学文化”的风气进行了批判：
现代考古学被介绍到中国，和晚清、民国初年一部分学者对相关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提出慎重的怀疑有关。在20世纪的20年代，引进考古学的史学界人士都希望能够反驳疑古派的思想。尽管疑古派并不是说古代不存在或者我们无法知道，而是对文献采取了比以前更加严谨的研究态度，传统史学界对他们极为反感，直到今天还能在一些学者的著作里看到20年代那些激烈的学术讨论遗风。其实，我认为疑古派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可以用来确定古代文献的可靠性，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状况下，不少人希望能够比较快和有效地通过某种可靠方法来证实传统文献的可靠性。民国政府愿意支持考古研究也和这种民族认同心理有关，认为如果否认古代文献的可靠性或许会影响民族自尊心。考古学能够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中国学者进一步发展，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这和国史有关，比金石学更为实用。所以尽管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目标仍然是旧的，是被传统历史学制约的。这样的话，现代考古学能够带来的优点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为引入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考古学以外的文献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金石学和考古学到现在仍然并行存在。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是它自身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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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商周考古的学生后来往往研究器物，而不研究遗址，关心历史问题而不关心考古学文化内在的问题。一发现像是文字的东西就极力认为是文字，看到有人名的铭文就用各种手段在文献记载中找对应，这是金石学影响中国考古学较明显的例子。最近两三年还有更可怕的情况，纷纷有人写文章说新石器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黄帝、炎帝的文化等。我本来以为大家已经脱离这种状态了。这都是过分信赖文献的结果，是很过时的，也不符合现代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是非科学的。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私人收藏家手中的藏品，这里面因为藏品来源不清而有道德问题，而且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这是回到了传统金石学中的阴暗一面。如果这样的所谓学术变得频繁，将来做学术史研究的人就会说：在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日本短暂引入了一套新方法，新中国建立后还普遍使用，直到21世纪的某段时间，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我当然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可是依目前的趋势来看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节选自《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现代考古学作为博物学衍生出的学科本身应是一种满足人类本性中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和知识的探索欲的学科，而中国考古学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掺杂了太多其它的东西，所以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特殊性”也并不是不对。
话说回来，如果可以通过甲骨文中的“西邑”确定夏的存在的话，那线型文字B里面也有Ko-no-so，为什么不能确定米诺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