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到啥程度呢，前面的回答里，有人说：
“到了种族濒临灭亡的程度。
其实，多个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
比如关东军的医疗机构，就调查过蒙古性病情况，认为超过70%的人，有花柳等性病。并且推算出，如果不救治，蒙古族将在几十年后灭亡。
关东军医疗机构的结论是可信的吗？
基本可信。
因为民国政府，也曾派人调查过蒙古性病问题，结论差不多。

……

而新中国一建国，就对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性病检测调查。
因为这次调查的覆盖面足够广，所以调查结果，也更加触目惊心：
牧区平均感染率57.47%（1950–1953年普查数据），部分地区高达70–80%，个别村庄（如库伦）300户中仅1户未感染。
蒙古族女性感染率（65–67.7%）显著高于男性（46–51%）

作者：两洋观察处置使
上链接，回答会被删除，所以略。
来源：知乎”

　　至于原因，是因为我大清的“满蒙一体”、“满汉一家”。
　　在今天，某些人，某些势力是只字不提我党的民族团结政策，而是把所谓的“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歪曲篡改成我党的“民族团结”。
　　所以，我们得看看“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是怎么回事。

　　啥叫“满蒙一体”？
　　自然是我大清贵族和蒙古、女真上层贵族频繁联姻。
　　从老汗弩尔哈齐开始，老汗的女儿就嫁给蒙古女真各部族的贵族，而且都是非常严重的童婚：
　　老汗的长女东果格格，十岁就嫁给栋鄂部首领何和礼(当时已经有老婆了)；
　　老汗的三女莽古济(也译作“凤阔喜”)格格，十三岁(虚岁)时嫁给哈达部首领武尔古代；
　　四女，穆库什，1595年生，1608年，虚岁14岁时，嫁给了乌拉国主布占泰；
　　六女，名字没查到，估计地位不高，1600生。万历四十一年(1613)，虚岁14岁时，嫁海西女真叶赫部纳喇氏苏鼐。
　　七女，名字没查到，估计地位不高，1604生，天命四年（1619），十五岁时嫁给骑都尉纳喇氏鄂托伊；
　　八女，聪古伦，1612年生，1625年，虚岁十四岁时嫁给喀尔喀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台吉固尔布锡（又译古尔布什）……
　　二女、五女的婚姻情况没查到，能查到的，全是童婚，这要在现代，统统三年起步，最高死刑。
　　老汗带头，下面的贝勒台吉依样画葫芦，
　　比如二贝勒阿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巴林部的首领色特尔，然后，又娶色特尔之女为妻。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这样的：
　　第三十册　天聪四年六月
　　初七日
　　……
　　又汗、贝勒曾议定：“凡贝勒大臣等娶妻嫁女，必奏闻于汗”。
　　阿敏贝勒竟不奏闻于汗，惟贪牲畜，以其女妻蒙古贝勒色特尔。
　　色特尔辞以已娶二妻，阿敏贝勒强与之。
　　及设宴时，始来请汗。汗曰：“初许嫁时不商议，为何设宴时来请耶？”遂未赴宴。
　　后又娶色特尔之女为妻。
　　阿敏贝勒对汗言：“嫁于色特尔之女受苦，乞我等向色特尔言之。”
　　汗曰：“我国之女下嫁于他国，何曾受苦？许嫁时不商议，女嫁后受其苦，何必来商议。尔既私与之，尔自向彼言之可也。”汗遂不允。
　　因此亦常怀怨愤，违汗禁约，此其五也。
　　色特尔既是阿敏的女婿，又是阿敏的岳父。
　　或者说，阿敏是他岳父的岳父，同时，阿敏又是他女婿的女婿。

　　从老汗开始，下面的天聪(后改为“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我大清皇族几乎每一代都和各族的贵族联姻——注意，不仅是蒙古族，汉族的将门势力头子也是他们的联姻对象，比如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

　　按说“满蒙一体”，“满汉一家”，蒙古人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吧。
　　是的，蒙古贵族的日子，过得确实还不错。
　　至于普通蒙古人……就不好说了。
　　网上有人讽刺说：“汉人当牛羊，旗人当狼狗，蒙古人当喇嘛……哦不，男人当喇嘛，女人守活寡。”
　　蒙古人的继承制度，是“幼子守灶”，前面的兄长成年了，父母会给他若干牲畜，把他们打发出去成家立业。

　　正常情况下，其实并不是我大清故意让幼子守灶，其他男丁去当喇嘛。
　　只是经济不允许。
　　蒙古那地方穷得要死，除了畜牧业，啥都没有。
　　他们有句谚语，叫“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牛羊马匹之类的牲畜养得再多，先不说瘟疫比如口蹄疫之类的会让他们血本无归，冬天一场雪灾下来，牲畜成片成片地冻死。
　　因此，通常他们都得在入冬前把大部分牲畜卖出去。

　　而蒙古高原的贸易，是被官僚士绅操纵的晋商把持的。
　　于是，晋商从内地进货，木碗、铁锅、粮食、布匹、茶叶……统统卖高价。
　　牛羊、马匹、皮毛……统统卖不出价钱。
　　不卖可以，冬天就快到了，看你能熬几天？
　　敢犯浑？真以为晋商背后的主子没实力？

　　官僚士绅的白手套——晋商都是汉人，在蒙古草原上坑蒙拐骗，
　　晋商得了便宜还卖乖，嫌蒙古人穷、没条件洗澡，身上一股子怪味，骂他们是“鞑子”；
　　而蒙古人，眼看着晋商跟抢劫一般把他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的牛羊牲畜皮革“买走”，
　　无能狂怒，就骂汉人是“胡扎”。
　　你骂我“鞑子”，通常还是“骚鞑子”，我骂你“胡扎”，
　　这民族关系能好么？

　　你说晋商是“胡扎”吧，其实他们也很冤枉。
　　在中国，背后没有权力在操纵，商人会被别人轻易玩死。
　　他们在蒙古草原上赚来的利润，大头归他们的后台所有。
　　后台是谁？
　　肯定是官员，旗人贵族、汉人官僚个个有份。
　　这些人，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所以，绝大多数蒙男丁，别无选择，只好投靠喇嘛庙——当喇嘛。
　　当喇叭可以不交税。
　　嗯，当马贼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男丁，只能是“幼子守灶”，老一辈只能保证幼子能娶到老婆，其他的男丁，就只能去当喇嘛。
　　喇叭教，名字是藏传“佛”教，实际上，那教义，和一般人所了解的佛教有着极大的差别，是比较重口味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所有宗教进行宗教改革，原则是“国法大于教规，守法先于守戒”，凡是不符合法律和道德的，统统“改革”掉，在中国，今天的喇叭，没听说有谁还敢修炼宗教改革之前的魔功，所以今天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宗教改革前的喇叭教口味重到何种程度。
　　在今天，由于雪山大京巴叛逃，喇叭教依旧是个敏感话题，所以这里只说和问题有关的部分：
　　宗教改革前的喇叭教，一个相当重分量的内容，就是“双身法”，内容，和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差不多，关键是，喇叭和“空行母”××，是没有固定性伴侣的，所谓的“空行母”(也译作“智慧女”、“明妃”)，实际上跟性奴差不多。
　　更严重的是，宗教改革之前的喇叭教的卫生习惯非常糟糕，包括但不限于：不洗澡，不丢垃圾。
　　蒙古、西藏等宗教改革之前喇叭教流传区域，当地人通常只洗两次澡，出生一次，死了一次。
　　至于不丢垃圾，以喇叭教的老窝布达拉宫为例，那里从来不清理垃圾，所有垃圾放在底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维修布达拉宫，清理出两千多吨垃圾——据说一千三百年来就没清理过。
　　所以，宗教改革之前喇叭教的历任哒癞喇叭，就没几个长命的。
　　还有好多重口味的东西，说多了，会被河蟹。
　　旧社会，卫生防疫本来就是一片空白，加之宗教改革前喇叭教各种重口味的特色，性病就根本没有限制，只能是飞速蔓延。

　　这就是“满蒙一体”，这就是“满汉一家”。
　　说穿了，就是满族、蒙古族贵族，和汉族的反动官僚士绅，勾结在一块，奴役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满族、蒙古族的人民。
　　然后，让各族人民互相仇视，你骂我“鞑子”，我骂你“胡扎”。
　　骂来骂去都是轻的，动刀子互相杀来杀去都是家常便饭。

　　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是我党领导的新中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所谓的“联合国军”还在朝鲜战场上倾泻“范弗里特弹药量” ，国家就组建医疗队，进入疫区，给染病的蒙古人……打青霉素。

　　得赞美我党，赞美新中国。
　　这个党，这个国家，是既有善良，又有能力。
　　善良，是因为只有他们把蒙古人当成自己的同胞，
　　而说有能力，是他们实现了青霉素的国产化。
　　被“自由世界”骂作“土共”、“土八路”的我党，党内人才济济，有一个叫傅莱的，原名理查德·施泰因，奥地利犹太人，1934年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9年来到中国，1944年，经聂帅介绍，加入我党。
　　1944年冬，身处延安的傅莱通过宋庆龄和美军驻延安观察团，请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对方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
　　生产工艺是保密的，青霉素是摇钱树，人家不可能给你。
　　傅莱带着两位助手迎难而上，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了研制。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和助手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靠在地下烧火，让培养箱内达到恒温的效果；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们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

　　经历了五十多次的失败后，终于在这个连针都造不出来的穷山沟里，研发出了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科学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

　　如果没有实现青霉素的国产化，那么一支青霉素，就是一条小黄鱼，国家是没有能力负担得起的。

　　之后的事情，那个“两洋观察处置使”的回答里有。差点让蒙古人灭种的性传染病被我党扑灭了。
　　困难时期，蒙古人收养了几千南方孤儿。

　　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团结。

　　很多事情，我党自己没宣传，今天的文化人，屁股是歪的，更不会为我党评功摆好，他们只会在蒙古人和汉人之间两头挑拨，骂蒙古人“鞑子”，骂汉人“胡扎”。

　　反倒是一提起我大清，他们总是吹嘘清妖“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打着我党“民族团结”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把我大清的“满蒙一体”，“满汉一家”和我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混为一谈。
　　掉哪妈！那帮该死的反革命！

　　附图：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团结
　　之一

　　之二

而之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调查，也证实了牧区梅毒的猖獗程度。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院抗梅队对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和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的1480名接受血液检查的蒙古族人的调查显示，患病率为56％；793个汉族人中的比率为33％。1951年绥远省政府作抗梅年度计划时，北大医学院抗梅队估算当前蒙古族人的患病率为60％、汉族人为40％，患梅毒人数在25万人左右。

此外梅毒的患病率还呈现了高度的地域性，既高度集中在牧区：

如上图所示，在牧区梅毒患病率已经达了47.97%，几乎每两人中就有一位梅毒患者！相比之下，农耕区与城市的患病率只有牧区的一个零头而已。

比如根据伊克昭盟卫生部门在1950-1952年对辖区内的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原郡王旗和扎萨克旗合并而成)的统计，在防治的11147人中，发现患者7939人，患病率高达71％。而在杭锦旗的部分地区康氏阳性率在80％以上。

而即便在牧区中，不同人群的患病率也有着明显差距。例如在1953年乌盟中后联合旗的5068名患者中，蒙古族为3360名，占总患者人数的66.3%，而汉族为27.1%。1950年呼纳盟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的1779名患者中，蒙古族有1252名，占总患者人数的70.4%；汉族为421名，占总患者人数的23.7%。

而由于梅毒的传播方式，女性相较男性更容易被感染。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女性梅毒患病率要比男性高出近12%，而女性在感染梅毒后又会导致流产、死产甚至丧失生育能力。

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调查显示，蒙古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没有生育过，有的生育了小孩，但婴儿夭折的很多。1950年，陈巴尔虎旗139名40岁以上的妇女，共育有445个小孩，平均生育3.1人，但新生婴儿死亡率达49％，导致半数以上家庭没有小孩，幸存下来的婴儿也有近三分之一因梅毒致残。

锡林郭勒盟的调查结果显示，患梅毒妇女的原发不孕者占20.2%；死产率为3.64%，高于正常妇女近6倍；其活产儿4岁前死亡率高达39.8%，远高于正常妇女5.5%。当时蒙区流行着俗语“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

在梅毒的长期肆虐下，结果就是蒙区的人口日益减少。

根据1947年时内蒙古自治政府对全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蒙古族人口的统计，当时蒙古族人口仅为78.6万人，是历史上最低位。

呼纳盟陈巴尔虎旗在20世纪30年代尚有蒙古族7000多人，而至1950年时仅有4072人；东新巴旗1933年有10386人，到1950年仅有7670人，18年间减少了2716人；锡林郭勒盟在满清朝末年有84000多人，到1936年只剩36000人，减少了 57%。乌盟四子王旗1936年有6000多人，1950年仅存4900多人，减少近18％。

1951年，呼纳盟梅毒防治站在索伦旗辉音果勒索木调查时发现该索木一年(1949-1950年)中就减少了42人。而陈巴尔虎旗从1945年到1949年性病防治工作开展前夕，五年内人口共减少248人，减少人口占旗人口的3%左右。

又据1953年翁牛特旗的调查，很多家庭因为梅毒而成为绝子户。如二区四村的患者拉达那巴斯尔夫妇八年前患梅毒，前后生育五次，小儿均在哺乳期死亡；三区一村的患者舍德格，由夫感染梅毒，生育4次(二男二女)均不到一周就患梅毒而亡。

1950年乌盟对371名患有梅毒的蒙古族妇女进行生育调查，其中有121人不生育，占总数的32.6%；1952年伊克昭盟691名妇女生育情况调查显示，有23.2%的妇女不能生育；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调查了2016个家庭，其中1285个家庭中没有小孩儿。

一名日本军医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而1941年日本人三浦运一对内蒙古东部地区人口状况的调查发现，蒙古族游牧民自然增长率为-6.6‰，人口呈现严重的负增长状态。

对于多年来梅毒对蒙古族造成的伤害，1953年《内蒙古日报》的一篇文章评价道：

在不见天日的时代，梅毒曾历史性的缠绕着蒙古人民，走到那里也很少听到婴儿的声音，听到的是梅毒病患者的痛苦的呻吟。蒙古人民的人口逐年下降，历代统治者却都是幸灾乐祸的不加过问。

而即便抛开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喇嘛教的盛行也的确对梅毒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大批年轻男子成为喇嘛，所以造成牧区女性结婚对象减少，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的婚姻情形，比如二十来岁的女子只好嫁给十来岁的未成年男子或五六十岁的老年男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然自然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男女交往环境。

比如如游记材料中记述道，当地成年男子的恋爱一向比较自由，“家中有妻，再引一个女子到家宿眠，其妻也毫不干涉。”同样女子也可以“随意和男子结识来往，甚至引到家中住宿，父母毫不干涉，生子即养家中，不问其父亲何人。” 这种环境自然有利于梅毒的传播。

而这其中，喇嘛群体的感染率又尤为突出。当时内蒙古有相当多的喇嘛与女子存在男女关系,而“庙对这类事并不干涉，听任自便”。如在阿拉善盟，几乎90%以上的喇嘛都有姘妇。他们虽然禁婚,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指名婚”，即借其兄或弟之名义结婚，实为喇嘛之妻，这种混乱的婚姻关系又进一步加剧了梅毒传播的范围。

据1888年出版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之旅》（中译本《走向罗布泊》）：

蒙古族姑娘一般比较热情、随便，除大城市以外没有专门的娼妓。

我不确定作者的本意和我的理解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