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到啥程度呢，前面的回答里，有人说：
“到了种族濒临灭亡的程度。
其实，多个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
比如关东军的医疗机构，就调查过蒙古性病情况，认为超过70%的人，有花柳等性病。并且推算出，如果不救治，蒙古族将在几十年后灭亡。
关东军医疗机构的结论是可信的吗？
基本可信。
因为民国政府，也曾派人调查过蒙古性病问题，结论差不多。
……
而新中国一建国，就对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性病检测调查。
因为这次调查的覆盖面足够广，所以调查结果，也更加触目惊心：
牧区平均感染率57.47%（1950–1953年普查数据），部分地区高达70–80%，个别村庄（如库伦）300户中仅1户未感染。
蒙古族女性感染率（65–67.7%）显著高于男性（46–51%）
作者：两洋观察处置使
上链接，回答会被删除，所以略。
来源：知乎”
至于原因，是因为我大清的“满蒙一体”、“满汉一家”。
在今天，某些人，某些势力是只字不提我党的民族团结政策，而是把所谓的“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歪曲篡改成我党的“民族团结”。
所以，我们得看看“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是怎么回事。
啥叫“满蒙一体”？
自然是我大清贵族和蒙古、女真上层贵族频繁联姻。
从老汗弩尔哈齐开始，老汗的女儿就嫁给蒙古女真各部族的贵族，而且都是非常严重的童婚：
老汗的长女东果格格，十岁就嫁给栋鄂部首领何和礼(当时已经有老婆了)；
老汗的三女莽古济(也译作“凤阔喜”)格格，十三岁(虚岁)时嫁给哈达部首领武尔古代；
四女，穆库什，1595年生，1608年，虚岁14岁时，嫁给了乌拉国主布占泰；
六女，名字没查到，估计地位不高，1600生。万历四十一年(1613)，虚岁14岁时，嫁海西女真叶赫部纳喇氏苏鼐。
七女，名字没查到，估计地位不高，1604生，天命四年（1619），十五岁时嫁给骑都尉纳喇氏鄂托伊；
八女，聪古伦，1612年生，1625年，虚岁十四岁时嫁给喀尔喀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台吉固尔布锡（又译古尔布什）……
二女、五女的婚姻情况没查到，能查到的，全是童婚，这要在现代，统统三年起步，最高死刑。
老汗带头，下面的贝勒台吉依样画葫芦，
比如二贝勒阿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巴林部的首领色特尔，然后，又娶色特尔之女为妻。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这样的：
第三十册 天聪四年六月
初七日
……
又汗、贝勒曾议定：“凡贝勒大臣等娶妻嫁女，必奏闻于汗”。
阿敏贝勒竟不奏闻于汗，惟贪牲畜，以其女妻蒙古贝勒色特尔。
色特尔辞以已娶二妻，阿敏贝勒强与之。
及设宴时，始来请汗。汗曰：“初许嫁时不商议，为何设宴时来请耶？”遂未赴宴。
后又娶色特尔之女为妻。
阿敏贝勒对汗言：“嫁于色特尔之女受苦，乞我等向色特尔言之。”
汗曰：“我国之女下嫁于他国，何曾受苦？许嫁时不商议，女嫁后受其苦，何必来商议。尔既私与之，尔自向彼言之可也。”汗遂不允。
因此亦常怀怨愤，违汗禁约，此其五也。
色特尔既是阿敏的女婿，又是阿敏的岳父。
或者说，阿敏是他岳父的岳父，同时，阿敏又是他女婿的女婿。
从老汗开始，下面的天聪(后改为“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我大清皇族几乎每一代都和各族的贵族联姻——注意，不仅是蒙古族，汉族的将门势力头子也是他们的联姻对象，比如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
按说“满蒙一体”，“满汉一家”，蒙古人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吧。
是的，蒙古贵族的日子，过得确实还不错。
至于普通蒙古人……就不好说了。
网上有人讽刺说：“汉人当牛羊，旗人当狼狗，蒙古人当喇嘛……哦不，男人当喇嘛，女人守活寡。”
蒙古人的继承制度，是“幼子守灶”，前面的兄长成年了，父母会给他若干牲畜，把他们打发出去成家立业。
正常情况下，其实并不是我大清故意让幼子守灶，其他男丁去当喇嘛。
只是经济不允许。
蒙古那地方穷得要死，除了畜牧业，啥都没有。
他们有句谚语，叫“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牛羊马匹之类的牲畜养得再多，先不说瘟疫比如口蹄疫之类的会让他们血本无归，冬天一场雪灾下来，牲畜成片成片地冻死。
因此，通常他们都得在入冬前把大部分牲畜卖出去。
而蒙古高原的贸易，是被官僚士绅操纵的晋商把持的。
于是，晋商从内地进货，木碗、铁锅、粮食、布匹、茶叶……统统卖高价。
牛羊、马匹、皮毛……统统卖不出价钱。
不卖可以，冬天就快到了，看你能熬几天？
敢犯浑？真以为晋商背后的主子没实力？
官僚士绅的白手套——晋商都是汉人，在蒙古草原上坑蒙拐骗，
晋商得了便宜还卖乖，嫌蒙古人穷、没条件洗澡，身上一股子怪味，骂他们是“鞑子”；
而蒙古人，眼看着晋商跟抢劫一般把他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的牛羊牲畜皮革“买走”，
无能狂怒，就骂汉人是“胡扎”。
你骂我“鞑子”，通常还是“骚鞑子”，我骂你“胡扎”，
这民族关系能好么？
你说晋商是“胡扎”吧，其实他们也很冤枉。
在中国，背后没有权力在操纵，商人会被别人轻易玩死。
他们在蒙古草原上赚来的利润，大头归他们的后台所有。
后台是谁？
肯定是官员，旗人贵族、汉人官僚个个有份。
这些人，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所以，绝大多数蒙男丁，别无选择，只好投靠喇嘛庙——当喇嘛。
当喇叭可以不交税。
嗯，当马贼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男丁，只能是“幼子守灶”，老一辈只能保证幼子能娶到老婆，其他的男丁，就只能去当喇嘛。
喇叭教，名字是藏传“佛”教，实际上，那教义，和一般人所了解的佛教有着极大的差别，是比较重口味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所有宗教进行宗教改革，原则是“国法大于教规，守法先于守戒”，凡是不符合法律和道德的，统统“改革”掉，在中国，今天的喇叭，没听说有谁还敢修炼宗教改革之前的魔功，所以今天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宗教改革前的喇叭教口味重到何种程度。
在今天，由于雪山大京巴叛逃，喇叭教依旧是个敏感话题，所以这里只说和问题有关的部分：
宗教改革前的喇叭教，一个相当重分量的内容，就是“双身法”，内容，和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差不多，关键是，喇叭和“空行母”××，是没有固定性伴侣的，所谓的“空行母”(也译作“智慧女”、“明妃”)，实际上跟性奴差不多。
更严重的是，宗教改革之前的喇叭教的卫生习惯非常糟糕，包括但不限于：不洗澡，不丢垃圾。
蒙古、西藏等宗教改革之前喇叭教流传区域，当地人通常只洗两次澡，出生一次，死了一次。
至于不丢垃圾，以喇叭教的老窝布达拉宫为例，那里从来不清理垃圾，所有垃圾放在底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维修布达拉宫，清理出两千多吨垃圾——据说一千三百年来就没清理过。
所以，宗教改革之前喇叭教的历任哒癞喇叭，就没几个长命的。
还有好多重口味的东西，说多了，会被河蟹。
旧社会，卫生防疫本来就是一片空白，加之宗教改革前喇叭教各种重口味的特色，性病就根本没有限制，只能是飞速蔓延。
这就是“满蒙一体”，这就是“满汉一家”。
说穿了，就是满族、蒙古族贵族，和汉族的反动官僚士绅，勾结在一块，奴役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满族、蒙古族的人民。
然后，让各族人民互相仇视，你骂我“鞑子”，我骂你“胡扎”。
骂来骂去都是轻的，动刀子互相杀来杀去都是家常便饭。
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是我党领导的新中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所谓的“联合国军”还在朝鲜战场上倾泻“范弗里特弹药量” ，国家就组建医疗队，进入疫区，给染病的蒙古人……打青霉素。
得赞美我党，赞美新中国。
这个党，这个国家，是既有善良，又有能力。
善良，是因为只有他们把蒙古人当成自己的同胞，
而说有能力，是他们实现了青霉素的国产化。
被“自由世界”骂作“土共”、“土八路”的我党，党内人才济济，有一个叫傅莱的，原名理查德·施泰因，奥地利犹太人，1934年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9年来到中国，1944年，经聂帅介绍，加入我党。
1944年冬，身处延安的傅莱通过宋庆龄和美军驻延安观察团，请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对方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
生产工艺是保密的，青霉素是摇钱树，人家不可能给你。
傅莱带着两位助手迎难而上，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了研制。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和助手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靠在地下烧火，让培养箱内达到恒温的效果；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们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
经历了五十多次的失败后，终于在这个连针都造不出来的穷山沟里，研发出了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科学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
如果没有实现青霉素的国产化，那么一支青霉素，就是一条小黄鱼，国家是没有能力负担得起的。
之后的事情，那个“两洋观察处置使”的回答里有。差点让蒙古人灭种的性传染病被我党扑灭了。
困难时期，蒙古人收养了几千南方孤儿。
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团结。
很多事情，我党自己没宣传，今天的文化人，屁股是歪的，更不会为我党评功摆好，他们只会在蒙古人和汉人之间两头挑拨，骂蒙古人“鞑子”，骂汉人“胡扎”。
反倒是一提起我大清，他们总是吹嘘清妖“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打着我党“民族团结”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把我大清的“满蒙一体”，“满汉一家”和我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混为一谈。
掉哪妈！那帮该死的反革命！
附图：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团结
之一
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