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鹤天在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中就对蒙古牧区梅毒肆虐的景象感叹道：
……男女花柳病均很多，据去年第三国际调查，三百家中，仅一人真正无花柳病，可算是世界第一了。
同样，在1931年时蒙藏研究学者黄奋生在内蒙古地区考察时也发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可怕惊人的蒙人的花柳病众多，这是一般蒙古青年常引为一大隐忧的事情，纯游牧社会的蒙古，如锡、乌等盟，染花柳病的几占90%”。西方的观察者也曾在1936年惊叹称，“与西蒙的蒙古人握手是很危险的”。
而在1934年10月，日本善邻学会在锡林浩特贝子庙（原西部联合旗第六佐）为牧民诊疗疾病时曾留下一份就诊人员性病统计记录，在接受检查的811名牧民中就有526人患有梅毒或淋病，占就诊人数的64.72%。
而之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调查，也证实了牧区梅毒的猖獗程度。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院抗梅队对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和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的1480名接受血液检查的蒙古族人的调查显示，患病率为56％；793个汉族人中的比率为33％。1951年绥远省政府作抗梅年度计划时，北大医学院抗梅队估算当前蒙古族人的患病率为60％、汉族人为40％，患梅毒人数在25万人左右。
此外梅毒的患病率还呈现了高度的地域性，既高度集中在牧区：
如上图所示，在牧区梅毒患病率已经达了47.97%，几乎每两人中就有一位梅毒患者！相比之下，农耕区与城市的患病率只有牧区的一个零头而已。
比如根据伊克昭盟卫生部门在1950-1952年对辖区内的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原郡王旗和扎萨克旗合并而成)的统计，在防治的11147人中，发现患者7939人，患病率高达71％。而在杭锦旗的部分地区康氏阳性率在80％以上。
而即便在牧区中，不同人群的患病率也有着明显差距。例如在1953年乌盟中后联合旗的5068名患者中，蒙古族为3360名，占总患者人数的66.3%，而汉族为27.1%。1950年呼纳盟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的1779名患者中，蒙古族有1252名，占总患者人数的70.4%；汉族为421名，占总患者人数的23.7%。
而由于梅毒的传播方式，女性相较男性更容易被感染。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女性梅毒患病率要比男性高出近12%，而女性在感染梅毒后又会导致流产、死产甚至丧失生育能力。
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调查显示，蒙古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没有生育过，有的生育了小孩，但婴儿夭折的很多。1950年，陈巴尔虎旗139名40岁以上的妇女，共育有445个小孩，平均生育3.1人，但新生婴儿死亡率达49％，导致半数以上家庭没有小孩，幸存下来的婴儿也有近三分之一因梅毒致残。
锡林郭勒盟的调查结果显示，患梅毒妇女的原发不孕者占20.2%；死产率为3.64%，高于正常妇女近6倍；其活产儿4岁前死亡率高达39.8%，远高于正常妇女5.5%。当时蒙区流行着俗语“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
在梅毒的长期肆虐下，结果就是蒙区的人口日益减少。
根据1947年时内蒙古自治政府对全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蒙古族人口的统计，当时蒙古族人口仅为78.6万人，是历史上最低位。
呼纳盟陈巴尔虎旗在20世纪30年代尚有蒙古族7000多人，而至1950年时仅有4072人；东新巴旗1933年有10386人，到1950年仅有7670人，18年间减少了2716人；锡林郭勒盟在满清朝末年有84000多人，到1936年只剩36000人，减少了 57%。乌盟四子王旗1936年有6000多人，1950年仅存4900多人，减少近18％。
1951年，呼纳盟梅毒防治站在索伦旗辉音果勒索木调查时发现该索木一年(1949-1950年)中就减少了42人。而陈巴尔虎旗从1945年到1949年性病防治工作开展前夕，五年内人口共减少248人，减少人口占旗人口的3%左右。
又据1953年翁牛特旗的调查，很多家庭因为梅毒而成为绝子户。如二区四村的患者拉达那巴斯尔夫妇八年前患梅毒，前后生育五次，小儿均在哺乳期死亡；三区一村的患者舍德格，由夫感染梅毒，生育4次(二男二女)均不到一周就患梅毒而亡。
1950年乌盟对371名患有梅毒的蒙古族妇女进行生育调查，其中有121人不生育，占总数的32.6%；1952年伊克昭盟691名妇女生育情况调查显示，有23.2%的妇女不能生育；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调查了2016个家庭，其中1285个家庭中没有小孩儿。
一名日本军医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而1941年日本人三浦运一对内蒙古东部地区人口状况的调查发现，蒙古族游牧民自然增长率为-6.6‰，人口呈现严重的负增长状态。
对于多年来梅毒对蒙古族造成的伤害，1953年《内蒙古日报》的一篇文章评价道：
在不见天日的时代，梅毒曾历史性的缠绕着蒙古人民，走到那里也很少听到婴儿的声音，听到的是梅毒病患者的痛苦的呻吟。蒙古人民的人口逐年下降，历代统治者却都是幸灾乐祸的不加过问。
而即便抛开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喇嘛教的盛行也的确对梅毒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大批年轻男子成为喇嘛，所以造成牧区女性结婚对象减少，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的婚姻情形，比如二十来岁的女子只好嫁给十来岁的未成年男子或五六十岁的老年男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然自然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男女交往环境。
比如如游记材料中记述道，当地成年男子的恋爱一向比较自由，“家中有妻，再引一个女子到家宿眠，其妻也毫不干涉。”同样女子也可以“随意和男子结识来往，甚至引到家中住宿，父母毫不干涉，生子即养家中，不问其父亲何人。” 这种环境自然有利于梅毒的传播。
而这其中，喇嘛群体的感染率又尤为突出。当时内蒙古有相当多的喇嘛与女子存在男女关系,而“庙对这类事并不干涉，听任自便”。如在阿拉善盟，几乎90%以上的喇嘛都有姘妇。他们虽然禁婚,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指名婚”，即借其兄或弟之名义结婚，实为喇嘛之妻，这种混乱的婚姻关系又进一步加剧了梅毒传播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