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拿熊大缜说事，真的我哭死。

熊大缜一个自私自利毫无政治原则的人，因为会摆弄炸药，到了边区直接就敢张嘴要160大洋的月俸，任旅级部长，八路竟然给批了。

记住哥们，不是法币，不是边区票，是最硬的通货袁大头，银元。美国出台白银法案之后大量白银外流，逼得老蒋搞了币改，后来法币贬值是大伙都知道的事情。

熊大缜这160大洋参考的是重庆教授的“国难薪饷”标准，但问题在于重庆的教授要归老蒋管，所以发的是法币，贬值贬得跟孙子一样。

但熊大缜遇见的是共产党，所以他就敢要袁大头，共产党就敢给。

因为熊大缜声称自己能造雷管的替代品，当时边区能搞到炸药，但是缺雷管。正常雷管里面装的是雷汞，汞也就是水银是被日军严格控制的，连™温度计跟血压计都严格控制，所以熊大缜来了大家很高兴，结果这大哥搞得是雷酸银替代，雷酸银不稳定，容易炸，他没做中试，大试就把这玩意发下去了，炸死炸伤一百多个八路军。

你要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概念，我给你举个例子：1938年秋季晋察冀反围攻战役，新编第二师，保安团加上八路军120师跟日军26、109、110师团和独立混成2、4旅团大战，最后咱们的总伤亡是1000余人。

也就是在消灭八路军这方面，三个熊大缜=一个日军师团。

要你是八路军你怀不怀疑这人是奸细？

雪上加霜的是熊大缜觉得这玩意是自己的看家本领，怕被别人学到，所以没请假私自溜到日军控制的天津北平去采购原料了。

这还不算完，38年老蒋看晋察冀这边搞得不错，于是心思活动给河北委派了省主席兼晋察战区司令鹿钟麟。鹿钟麟带着人过来跟八路一顿打，最后被八路赶了出去，然后熊大缜表示八路有问题啊，你们怎么能把政府任命的合法长官赶走呢？你们是非法武装啊！

这就是某些人口中“熊大缜对双方发生摩擦的事实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

你一个八路军的旅级部长，说八路是非法武装。

要你是八路，你看这人像奸细不？

那肯定像啊！

但是呢，因为之前苏区肃反造成的恶果，这个阶段大家在肃反的事情上都是少杀慎杀甚至不杀的。而且考虑到当时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以对国民党特务一般也不杀，换句话说就是熊大缜死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他人和无辜的分子。 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协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1]

妙的是熊大缜被抓起来之后，他自己认了，不仅认了，还供出来一个近百人的犯罪团伙！这下子直接惊动主席，前后调查两次，第一次派了王耀南去，王耀南查了之后表示熊大缜主要是自私自利，叛徒特务倒不至于；结果根据地不干，联名要求中央重审，于是第二次干脆让北方局书记彭真去了，彭真复审的结果也差不多，就把除了熊大缜之外的那些人都放了。

请问根据地为啥非要重审？

废话你拿着高薪，来了就做旅级部长，然后说八路是非法武装，没事就往鬼子控制的地盘钻，弄新雷管炸死炸伤一百多人，你™不是奸细？？？我们不信！

这就叫做积怨已深。

因为上级派人来审了两次，得到的结论都是熊大缜是奸细的证据不足，所以按理来说他根本死不了。但倒霉的地方是警卫连班长史建勋有个哥哥，是被熊大缜弄得那个雷酸银害死的。所以这哥们在日军扫荡机关转移押送熊大缜的时候借口枪走火了，把熊打死了。最后这个班长被处分回原籍了。

当然，由某台湾读物和某党史专家发明的“石头砸死”说更惨烈一点，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如果转移途中史建勋当着一堆领导的面用石头砸死熊大缜而没一个人出面拦下，岂不是说明了熊大缜在机关众人看来已经恶贯满盈非死不行？

我再强调一遍，当时对特务奸细的总体处理思路是少杀慎杀，多教育让其悔改，对于罪大恶极的汉奸敌特，要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

汉奸刘文义在米脂、绥德刺探军情报告汉奸，并企图在井水中投毒，携带证章、过期路条、盐票掩饰其犯罪行为，逮捕后“惟其本意尚非坚决不愿改悔者， 特依法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对其处刑较轻，以便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2]
被告吉思恭甘做汉奸，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帮助日寇消 灭中国，执行汉奸种种行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日寇指派汉奸吉思恭冒充八路军干部，潜入陕甘宁边区刺探情报，测绘地图，为日机轰炸提供目标，当此全国抗战正在严重的时候，这种叛变国家民族的汉奸分子不能不依法严惩，以申公愤而照炯戒，基此理由，依照军事委员会颁布惩治汉奸条例之规定，判处吉思恭汉奸罪处以死刑。^[3]

因为熊大缜咬出来一百多人，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两审之后判断全都无罪释放，后来这些人中许多都成为了新中国某学科的先行者之一。联络介绍这些人前往根据地的张珍后来出任五机部（兵器工业部）部长；一样是搞炸药的汪德熙后来成为核化学工业奠基人，中科院院士；也是搞炸药的张方后来出任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所以你要我相信TG在抗战期间迫害知识分子？？？

你还是说自己是秦始皇吧。

参考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文物出版社，1988 年 8 月，第一版，第 173 页
3. ^艾绍润、高海深编：《陕甘宁边区审判案例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5 月版，第 122 页。

这又是知乎新文学，幻想自己通过技术代差能割韭菜，然而这条路68年就绝了。

抗战期间因题主会几句简单日语比如雅蠛蝶，还不会写国语（繁体字）不会使用毛笔流利书写，讲话没有口音，在根据地整肃过程中，被作为现行日本潜伏特务处决。

熬到解放，题主因没有参与过白区地下工作而被调查，因在白区读过大学，成分被划为地主，政审不过，不能参军入党，分配到纸盒厂当技术员。又因吃不惯苞米碴子饭，上厕所不用马粪纸居然要用高级卫生纸，不节约使用肥皂，听不懂领导的山西口音，不参与农业生产互助下地干活偷懒（劳动量不达标）等问题，在50年一次整风51年三反52年五反中被批资产阶级残余荣获右派，下放劳动。又因会yes，OK，no等粗浅英语，国统区读书经历无人证实等，被怀疑是美蒋特务，下放期间被作为典型批判，有因拒不上交电台被大记忆恢复，落下残疾，被要求写自白书因不够深刻，又被批判并作为不接受新社会改造的死硬分子减少口粮配给，在怕疼自杀未遂后，于57年因营养不良饿死在劳动改造农场。

1930，富田，5%离场率，词条同上

1931，你是中央苏区的么？如果是的话离场率在2%，如果你的顶头上司姓张，嘿嘿，就不太礼貌了。

ok，你挺过来了，并且跟着长征（离场率80%，无特别加成）到了延安，恭喜你，进入二阶段

或者你是陕西本土的，或者说是投奔来的，资历没有这么老，ok，那很舒服，但是二阶段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

1939，你可能会被抢救一下，因为你的城市出身，加英语，加一些外国知识（工商管理是纯粹外来毒草，我们是绝不可能接收资本的，更别说你还替资本来管理，你就是剥削的皮鞭，是重点抢救的对象），这个阶段基本算是剧情杀，不过如果你是这个阶段之后才来的，你还是能继续的，算啦，就让你开观战模式看看后面吧。

1945，你的顶头上司姓李么？姓博么？姓张么？不是，嘿嘿，恭喜你。

同期，由于你的城市户口，与还是资本主义大毒草的洗礼，你大概率会被怀疑是国党特务，而且更别提题主的ip是福建，是国民党区，是待解放的区，所以，虽然当时没法解放福建，但是也能从小做起，从你身上做起。

如果你全都挺过了，恭喜你，你迎来胜利，接下来就是离场率大概在30%的解放战争，解放后，由于你的ip，我就当你是部署在福建的吧，ok，你需要北上，可能会在懵懵懂懂中换个徽章，你的领导也变了，然后就感到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离场率大概在50%，不过，接下来，你会面临一个事件

你被俘虏了，在俘虏营里，你面临一个选择，两个方向，回大陆还是去腐朽黑暗的国统区小岛？

我不告诉你后面的结果，不过，我可以提前透露一下离场率，前者大概在70%，后者在3%。

ok，毕竟是爱国青年，选择了前者，恭喜你，接下来，你的ip，福建，还不错，没有太过于忍饥挨饿，那么，由于你是俘虏的背景，你可能会接收一定的灵魂拷问，为啥呢？因为你作为一个军人，你居然接收被俘，而不是杀身殉国，拼死抵抗，你需要接收一些小按摩，小抢救。

好了，如果以上考验你均通过，恭喜你，成为了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游戏结束。

就现代人写的简体字，生活卫生习惯，你就是妥妥的蒋匪集团核心人员，新生活运动拥趸。

老蒋曾经搞过简体字，也是为了普及认字，结果被同盟会元老门一顿痛骂，说是欺师灭祖，也不敢强行推下去了，只有少部分青年国民党人跟着学。然后当时无论哪边生活卫生习惯都很差，别说洗澡了，就是洗脸也经常不想洗，洗手那更别说了，拉完用树叶子木棍一摸，过一会就要用手抓馍馍吃饭了。还有千万别喜欢喝白开水，要以茶代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习俗，天天喝白开水的是哪个你好好查查。

ab团，yanan整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1960年以后的各位老师可能更加清楚，就不过多列举了。

再来看看你的成分：

会讲英语（英美帝走狗/特务）

工商管理专业（现行右派）

二本毕业（国内高校目前还是东多西少，南多北少，再考虑到籍贯，户口等因素，扣你个白区特务的帽子问题不是很大）

分析完主观条件和客观因素后，如果你能安全度过三个以上历史事件最终平稳落地落地（包括正常死亡），我非常相信你在大逃杀，赌博默示录，鱿鱼游戏等平行世界中也会是一等一的强者。

金雄白（1904—1985），反革命志士，追随汉奸周佛海投靠汪伪，著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金冲及（1930—2024），金雄白之子，党史及近代史专家，著有《毛泽东传》等一系列官修史书

1939年夏天，泰安7个青年学生跑到新泰根据地参加抗日，被怀疑是奸细，全部杀掉，节省子弹，全部用大刀砍头。

这位酷爱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和蔼大叔，或者他派去的人，很快就会来找你。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题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深受现代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同时，又对上个世纪很多的人和事，缺乏基本的了解，非但回答问题时前后矛盾支支吾吾，还可能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许多与“穿越”后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的言谈举止。

所以，“穿越”后的题主，该如何在叔叔这里过关，我是难以想象的。

xx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
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
xx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
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
xx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
——师哲《我所知道的xx》

（师哲，时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

过关以后，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

不管是学体育的、土木的、机械的、医学的、生物的，还是纺织的、烹饪的、物流的......都能为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相信凭借题主的赤子之心和聪明才智，定能为人民立功勋，成为令人尊敬的老同志、老前辈。

不过来日方长，往后余生题主和叔叔打交道的机会可能还有很多。

本来还想着玩娇子文学这一套爽一爽。

谁知道你们不讲武德，真去翻史料啊。。。

熊大缜，1913年12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江西省南昌县冈上镇月池村。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功试制并拍摄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助手，参与清华南迁工作。
1938年4月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推迟结婚加入八路军，化名“熊大正”，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领导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
1939年4月，被冀中军区锄奸部以“国民党特务”罪名秘密逮捕，同年7月在日军“扫荡”转移途中被处决。
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在……中，叶企孙先生受熊大缜案件牵连，受尽折磨，含冤而死。日月昭昭，一代民族英烈熊大缜76年后魂安于此，与恩师相伴长眠。

这是上海浦东新区的福寿园海港陵园中，刻有熊大缜生平的石碑碑文。^[1]

2013年5月，叶企孙迁葬于上海福寿园。

2015年12月，在叶企孙的墓地旁，修建了熊大缜墓。

熊大缜的墓碑很简单，只写着：地雷战之父，熊大缜，1913-1939。

碑上有熊大缜1932年拍摄的照片。作为学生的熊大缜将照片送给老师，叶企孙将其一直保留。旁边还有一块石碑，刻写了熊的生平，碑文就是上面的内容。

叠个甲。熊大缜案，各方侧重不同。

如当年负责调查案件的王耀南，其子王太行，所写《关于“熊大正案”的真实历史》一文提到，在制作雷管时，担心别人抢专利，未经实验就把稳定性不好的地雷投入部队，造成100多人伤亡。

此外，还有熊大缜的高薪待遇问题，每月160块袁大头。再有就是在国共摩擦时，发表了站在国民党一方立场的言论，私自到天津活动等。

王耀南似乎没有否认由冀中给出的事实，不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王耀南依旧认为冀中对熊等人的特务看法是错误的，理由是哪怕只有一个特务，冀中根据地都无法坚持。

冀中对王耀南的报告不认可，要求重新复查。后来延安再次派人复查，除熊以外的人全部纠正。

还有就是熊的死因，王太行一文认为，是史建勋为报仇而杀掉熊大缜，枪杀的。史的哥哥因熊研制的地雷而牺牲。

王太行还认为，熊大缜等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不可能去炸日军的火车头。

对于熊大缜案，王太行提到一份关键的资料，就是当年王耀南在冀中看过的熊大缜的32卷材料，其中口供81页。王太行指出，该档案现存于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

除了王太行的文章之外，还有文章写了别的内容，如王林之子王端阳所写《熊大缜冤案的平反经过》博文中提到，当年负责熊大缜案件的审讯者，最终目标似乎并不局限于熊大缜，而是吕正操、孙志远等人。

叶企孙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系，清华的物理系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很多成为两弹一星的功臣。

但在当年物理系草创之时，叶企孙最看重熊大缜。

熊当年闻名清华，学习好，运动强，才艺丰富，人也长得帅，待人接物又刚直不阿，1935年7月毕业后，又留在清华当助手。

熊大缜给叶企孙留下深刻印象。叶本来想让熊大缜留学德国继续深造，但熊于1937年年底，选择去冀中抗日。

1938年11月，在向四川迁徙途中的叶企孙，曾专门著文抒发对学生的思念。

匡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
吾入清华年，君生黄浦滨。
孰知廿载后，学园方聚首（方结鱼水缘）。
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
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
急公好行义，待人以赤诚。
每逢吾有过，君必直言规。
有过吾不改，感君不遗弃。
至今思吾过，有时涕泪垂。
回溯六载事，脑中印象深。
初只讲堂逢，继以燕居聚。
待君毕业后，同居北院中。
春秋休假日，相携游名胜。
暑季更同乐，名山或海滨。
君有健壮躯，尤善足网球。
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
戏台饰丑角，采声时不绝。
西山诸远峰，赤外照无绝。
师生千五百，无人不识君。
塘沽协定后，相携游浙鲁。
孰知五年内，国难日日深。
芦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
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
同居又半载，国土更日蹙。
逃责非丈夫，积忿气难抑。

一朝君奋起，从军易水东。
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
从君有志士，熙维与琳风。
吾弱无能为，津沽勉相助。
倏忽已半载，成绩渐显露。
本应续助君，聊以慰私衷。
但念西南业，诸友亦望殷。
遂定暂分道，乘舟向南行。
良朋设宴饯，好友江干送。
外表虽如常，内心忧忡忡。
此行迥异昔，身行心仍留。
舟中虽安适，心乱难言状。
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寥寂。
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

1938年秋，国共双方在华北地区发生摩擦。熊大缜对双方发生摩擦的事实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被秘密关注。

很快熊的生活习惯和做法都成了被怀疑对象。他是如何西装革履的潜入日占区，搞到爆破材料的？是不是吃了回扣？是不是和日本人有勾结？

实际上，熊大缜能顺利购到物资，是叶企孙暗中相助的成果。叶企孙在1938年10月从平津南下前，一直在动用清华留守的资金或是私下筹措，帮助熊大缜。

1939年，由国共秘密合作的统战组织，负责为抗战采集物资的天津联合办事处，给熊大缜去信，交代其所需物资的相关事宜。信件之事被冀中军区的锄奸部门得知。

随后，熊大缜及其他100多名知识分子均被抓捕。熊大缜本人遭到刑讯逼供。

1939年7月下旬，日军对冀中军区发动“扫荡”。熊大缜被反绑，进行转移。

途中，熊大缜想要喝一口水，与一个姓史的战士发生口角。史怒斥熊大缜是“狗特务”，并声称要枪毙他。熊进行反驳，史拉栓上膛。

面对如此情形，熊选择以死明志，并且表示子弹可以留着打鬼子，自己情愿被石头砸死。

对方竟然真的放下枪，找来一块石头……^[2]

冀中的这次锄奸案件，不久予以纠正，绝大多数人宣布无罪释放，但只有熊大缜被认定为汉奸特务。在所谓“供词”中，叶企孙也被说成是特务。

熊大缜被抓的消息也曾传到叶企孙那里。叶企孙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并且专门去重庆，向有关方面对话。但直到1940年5月，才得到一条熊下落不明的消息。此时距离熊大缜之死已经过去十个月。

再后来，熊大缜的死讯传来，叶企孙悲痛万分，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劝住熊^[3]，并严厉指责当时的中间介绍人。

熊大缜之死给叶企孙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伤痛。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二十多年后，熊大缜案件旧事重提，但不是纠正，而是继续深挖。叶企孙被迫写了材料，交代与熊大缜的关系，并且被勒令要交出熊大缜的遗物。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病逝。桃李天下的清华物理系创始人，他的死没能引起任何关注。没有一家大小报刊报道他的死讯。

1986年8月20日，熊大缜案平反。

1987年2月26日，叶企孙逝世十周年，《人民日报》第五版以半块版面的篇幅，发表了《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

1938年6月2日，端午节。熊大缜在天津秘密采购爆破材料时，曾与叶企孙见面。但这次相见成为师生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后来每逢端午节，叶企孙就会想起此事。

2015年12月6日，在上海福寿园的叶企孙墓旁边，立起了熊大缜的墓碑。

12月6日，是熊大缜的生日。

参考

1. ^袁帆：《叶企孙：一生培养79位院士的大师，却有一位学生令他终身牵记》，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2. ^刘晓农.“江西才子”熊大缜的覆盆之冤[J].党史文苑,2012,(05):13-17.
3. ^胡升华.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J].中国科技史料,1988,(03):27-34.

我告诉你，延安有人脚趾头夹个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好，你可要三思啊。

甚至都不用建国，就你那点小心思去延安的时候就被查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一个人前来，等到让你写自传回答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露馅，多少清白的人都躲不过。

问题下许多人都说康生的问题，我觉得这反倒是体现了“康生爱好者”的“猎奇压倒实际”，不了解延安的特殊性，忘记了整风时“一个不杀”的抢救扩大化已经是相当的“温柔”（当然，能被大书特书也是因其复杂的历史经纬）换到同时期别的根据地，张宗可的乱捕乱打算轻的，乱捕乱杀才是常事，砍了脑壳都不用上报。

比如说当时在淮北做行政公署主任的刘瑞龙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主业是搞支前后勤）他不光管淮北的民事行政，还管淮北根据地的肃反锄奸，1942年7月，他做过一个《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淮北苏皖边区锄奸工作总结报告》，里头分析成绩、指出问题，谈到了部分干部“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想凭杀人来解决问题”，好多个地方在“随便杀人”，且杀人都不用报告，地方自己就决定杀与不杀，许多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

用刘瑞龙的话说，淮北有些干部，就是“生杀予夺轻易的很，全任着自己的意想去干”。且这还不算完，刘瑞龙批评地方保卫部门滥用肉刑，还提到了当年淮北根据地里保卫部门的一个绰号：“阎王殿”，“放出一个人都骂我们是‘阎王殿’”。

张宗可被叫过“康阎王”，是精神上整人、逼人就范炮制冤案，由于整的干部多，所以出名，而延安以外、陕甘宁以外的根据地，比当时的他还能要人命的“阎王”其实多得很——所谓“乱世用重典”，由于锄奸工作的不健全、地方干部的极大自主权，残酷的战争催生出了不少这样的‘’阎罗”，乱捕乱杀在抗战时期称不上多么罕见。

例如“五一大扫荡”后受到重创的冀中根据地，危难之中地方干部们是“红了眼”，上演了“左的偏差”，什么是“左”的偏差？那就是“少杀几个不如多杀几个”,“宁错杀,勿错放”,“先下手为强”,“捕错了也放不得,免得暴露秘密”“不打不行,环境这么残酷,来不及照顾什么政策了”“过些日子就得镇压一回,不镇压不行”的思想弥漫在干部中间。

困难时期、紧急时刻，冀中地方的干部们不愿再讲什么含情脉脉的思想改造、教育争取，而采用起直接的解决方法，那便是杀：“落后、顽固、有成见的分子”，捕、杀；“可能当汉奸的坏分子”，捕、杀；“凡有自动报告引敌捉干部者，自动报告引敌挖资财，自动报告强迫群众投降等汉奸行为者”，捕、杀。

而“得益于”当时地方干部的极大自主权及处决权力的下放（区甚至村一级就有处决权）这种乱捕乱杀被迅速扩大起来，“有些地方党的组织与机关包办代替政权与公安局，直接捉人杀人”。

这阵乱捕乱杀的潮流始于1942的五一大扫荡持续了近半年时间，直到1943年1月，冀中区党委下发的《关于锄奸保卫工作指示》才开始逐渐将这股“左”的潮流压制下去。

淮北与冀中是否“个案”呢？当然不是，紧急时刻、危急关头，有着极大自主权的地方干部、地方队伍“应激”起来，“错误的左倾”就会开始，这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太行、山东、冀鲁豫等地均有过此种案例。

如太行区，在1939年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后即掀起了“反顽高潮”，在对阎锡山反共的恐慌、对顽固分子渗透的判断里，地方干部开始“左”倾，自动就对地主阶层发起攻击，而后发展为乱捕乱杀，不止让地主士绅大批恐慌逃亡，“甚至也脱离了一部分基本群众”，以至于在1940年初的黎城会议上，“保护人权”、遏制乱捕乱杀潮成了刘邓等参会首长发布的“一号命令”。

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华北敌后各根据地都一度出现了“左”的偏向,晋东南地区也不例外。十二月事变期间,顽固派大大搅乱了社会秩序,使人民不得安居乐业，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我们的一些同志,又犯了“左”倾错误,在反顽固分子、反“敌工团”、反“精建会”的借口下，曾一度对地主阶级施行无情打击,形成乱打乱罚、乱捕乱杀的混乱现象,引起地主、士绅大批逃亡,失掉中间分子对我们的同情,甚至也脱离了一部分基本群众

如1944年冀鲁豫区党委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内谈到的1940年春至1941年7月“建立抗日根据地期间”发生的乱捕乱杀现象：由于“混水摸鱼的错误理论”，日伪扫荡过后的冀鲁豫区成了后来冀中左倾锄奸活动的预演。

“形成无政府、无组织、无路线乱捉乱埋乱杀的现象。当时杀顽固，各县都决定了名单，由政府负责，但用暗杀方式。”敌探、叛军和逃兵，这些不稳定分子都成了锄奸的目标，最厉害的两个地方在三个月时间里处死、活埋了不下二百人，一地的自卫队可以一夜之间活埋十九人，甚至把有的“老干部”也当做汉奸活埋处死。

显然，各地的杀人权是乱了套，是自行其是，自行决定是否杀人，“左”的倾向就是这么起来的。

卫河柳塔、两门为最厉害，即七、八、九月内杀埋敌探、叛军、逃兵不下二百余人，如清丰八区公安队长把两个老干部当皇协军活埋了，韩村自卫队一夜埋了十九个，专署公安局长刘文在敌人扫荡中活埋了两个人和敌占区对立起来，

再比如1941年刘居英所作的《抗战四年来山东锄奸工作的总结》，内中谈到了山东根据地锄奸的“左”倾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却保卫局时期（1939年1月到12月）发生的知名惨案“湖西肃托”以外，“社会部时期”（1939年12月到1941年2月）、“公安局时期”（1941年2月以后）锄奸仍有“左倾”的事迹。

在社会部时期，山东根据地的锄奸工作就上演了经典的“杀人权下放导致乱捕乱杀”：领导工作薄弱、锄奸组织不健全以及“群众与敌奸自发的斗争日趋紧张”，导致了“各地乱打乱骂乱捕乱杀的事非常普遍，非常厉害”，甚至于说“儿童团都可随便杀人。”

显然，“组织不健全”所指的就是判死刑的权力不明、执行死刑的单位不明，各单位是在形势里自行其是，决定捕人杀人，连儿童团这样的单位“都可随便杀人”。

而来到“公安局时期”，“左”的现象仍然存在，对敌特嫌疑分子的“恐慌”存在于干部头脑当中，特别是“托匪”，湖西的幽灵像是还萦绕在山东干部的脑海里吗，“传统遗留下的对托派的夸大认识仍残存于干部中”，乃至出现了“托派分子分两路(东、西)每路五批(共百多人)有计划的进入鲁南”的“极端错误的主观推忆〔臆)”。

与此同时，“乱杀”仍在继续：地方群众团体自行其是“锄奸”杀人，捕人肃奸有的“祸及家人”，滨海区甚至发生为“保守秘密”而将清洗出党人员暗杀的事迹。

“这简直是罪恶。其他的错误现象也都发生过，这是极端要不得的。”

“你是托拉斯吗？”“我是托洛茨基派”
“你不是托拉斯为什么要搞破坏？”“我是托洛茨基派，所以能破坏”
“你明明是个托拉斯，是个阴谋家。”

这是1941年刘居英报告里写到的一个“极可笑的故事”，“一般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低，量尤其少。人少工作多，于是形成干部的事务主义作风，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低必然造成斗争能力差。”

看到这，相信大家能意识到，抛开“警惕托匪”、“肃清敌特”的大背景，让锄奸部门“失去理智”的恰恰是锄奸干部自己的“低能”：文化水平低下、认知水平不足，职权不明、作风简单，在战争的紧急时刻里出于某种恐慌的情绪认为“四面皆敌”，于是大开杀戒。

在陕甘宁之外，制造出“乱捕乱杀”的不是“恐怖机器”或者某个张宗可那样的大恶人，而是战争背景下的“混乱”与“恐慌”。锄奸的工作报告时常会批评乱捕乱杀的现象，批评误杀错杀滥杀的举动，然而制度建设的不足（权力过度下放）、干部水平的低下，让这一字面意义上“要人命”的问题难以解决。

从这一角度来说，延安的知识分子青年们是幸运的，在“工作出了偏差”时，他们可以引起上层的注意，为他们发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在逼供信下自杀者另说）

而这就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当年党组织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基本政策是反对乱捕乱杀，造成冤案的，可凡事都要讲“落实”，地方干部们不是神话里的完美英雄，他们会犯错，他们会出毛病，而他们手中的“自主权”又会让他们的“错误”变成“要人命”的惨剧。

直到1944年，淮北根据地整顿锄奸工作纪律的文件里仍提到有“先杀后报违反政策”的现象。你看，即使再反对，也难免会有“错误”发生。

在这里，我想我们作为现代人想要认识革命、“参加革命”，就得有这样的认知，不然就该看到丁点不符合自己印象的东西便哇哇乱叫、信仰动摇。好吧，这样盲目的“信仰”本来就是松动的，早晚会塌掉，进入“麻木不仁”的阶段。

我们得意识到，以当时的工作水平和背景条件，“错杀”称不上“不会发生的事”，也该注意到，作为最能执行好上级指示的“红色首府”，延安恰恰已经“做到了最好”，虽有“乱捕”，却无“乱杀”，即使发生“错误倾向”，也不至于到“极端”的地步——换作别的地方，性命可能丢就丢了，连“还我王实味”的待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