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本二学生能问这种问题。 两瓶黄汤下肚就以为自己是冯唐了。
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由此被鲁赤水诬蔑为“国特”。为掌握动态，鲁赤水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鲁赤水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19岁的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鲁赤水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鲁赤水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不是特务。但鲁赤水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1945年，关了整整7年。
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来到延安。鲁赤水见她走路像个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托派。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鲁赤水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
论根正苗红本二题主比不上李凝，论对党忠诚你比不上钱惟人，论赤心报国你比不上王尊极。估计论姿势水平也不如人家。
1942年12月6日，鲁赤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动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其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他警告说，“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
在审查中，大批投奔延安的人几乎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
人人值得怀疑，审查组首先从怀疑入手，逼迫被讯问者交代“动机”和“问题”，凭空就可以指控为国特、日奸、叛徒。
题主主动领个帽子，你本二学生去延安干什么，嘴里什么主义，什么信仰。看着不像国特、日奸、叛徒。是托派，就地枪毙。
负责培训保卫干部的延安西北公学，隶属中央社会部，在该校学习的19岁的学生张克勤被定为特务。张于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鲁赤水以其父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其逮捕，他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张克勤被审讯了6天6夜，百般折磨，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还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鲁赤水把张克勤拿捏成一个“坦白典型”后，亲自带着张到处作报告。鲁赤水认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鲁赤水亲自主持检举坦白大会。果然，脸色苍白的张克勤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张克勤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张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1926年入党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招致批评。期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在上海时曾帮人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尽管这些问题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鲁赤水决定还要追查，并宣布王实味为“托派和日特、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下令逮捕。在轮番批斗中王精神失常。因为曾经和王实味一起吃过饭，鲁赤水又揪出了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等“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王实味被鲁赤水下令处死)。“王实味事件”是由审干到肃反的转折点。鲁赤水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鲁赤水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
师哲作为当时参与逮捕行动的社会部人员，曾回忆鲁赤水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延安1万多干部中，审查出特务近千人，占10%。
题主估计都不用审，特务身份定条了。
在延安整风之前有个“肃托运动”，在整风后期还有个“抢救运动”。总有一个适合你。
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中一场重大的运动，鲁赤水利用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张气氛，夸大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的事实，制造混乱，将延安弄得人心惶惶，人鬼莫辨。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鲁赤水发表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报告》(印发各解放区)，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的《延安日记》中这样记载：
……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的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鲁赤水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鲁赤水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俄国作家还引用了鲁赤水的报告：“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鲁赤水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已逮捕了200多人”，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
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鲁赤水亲自坐镇集中了大批“七大”代表和地师级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抢救”。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被诬蔑为“特务”“叛徒”，绝望自杀。河南省委“七大”代表、叶剑英夫人危拱之被扣上“特务”帽子，因悲愤难禁，手持剪刀猛刺喉咙……
在“抢救”中，还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艾思奇正要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的对象有“特嫌”，艾思奇不能同她结婚。只好派人去通知新娘说“艾思奇有紧急任务出去了，今晚不能回来”。然后安排艾思奇到别人的房间去睡觉。新娘在新郎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空房，婚没有结成，还莫名其妙地傻等着。
只要“坦白交代”，便会给你戴花，伙房犒劳一碗平时吃不到的面条。于是有的勤杂工为了吃这碗面条，主动要求“坦白”。15岁即参加红军的刘炽(曾创作《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歌曲)，被打成“双料特务”。他被迫承认了之后，奖励了他一盘带肉的菜。
有一所学校抓出的特务占到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最小的一个小女孩才11岁，竟被鲁赤水派出的审讯者抓为特务，还强迫她写了《我的堕落史》。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一个16岁的少年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
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鲁赤水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掉了。
“抢救”运动如火如荼，仅仅半个月就在延安挖出1500多个“特嫌分子”。同时波及西北局、晋察冀、晋绥、太行、华中等根据地。
要是建国后，你要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要不就是右派，中右派。再不然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要说在八路军混到什么水平，估计花生米是吃不上。黑窑洞得蹲到头。等胡宗南打入延安的时候你还活着，那估摸着能被胡司令给放出来。要是不幸继续关着。那到了你得交代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