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去评价孔老师工业界的地位，单单仅看孔老师2011-2016年UCLA读博期间的学术水平。

1.孔龙老师是UCLA拉扎维教授的学生，硕士应该是做ADC相关，读博时主要研究方向是射频频率综合器（PLL CDR之类）。应该说，频率综合器算是射频信号链中比较核心的电路模块了，其噪声抖动直接影响着射频前端系统的整体性能，因此也算是射频设计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模块之一了。

2.孔龙老师在UCLA读博5年期间以一作身份发表了2篇ISSCC，两篇VLSI顶会，同时还包括了4篇JSSC一作（应该包括invited）。要知道，射频芯片方向的研究成果一般是以一年为周期的，这意味着孔老师读博时几乎每一年的成果都是世界顶尖的。横向对比一下，2017年以前，中国大陆所有高校累计ISSCC会议论文不到十篇，还不单单仅是射频方向；或者去放眼最近几年大陆or北美/欧洲顶尖高校最新引进的IC Design方向的年轻老师，能读博期间手握四篇顶会四篇顶刊的绝对能一只手数的过来。

关于孔老师工业界的水平，诚然“首席”确实多少有些吸人眼球（确实是新闻媒体老传统了），不过作为如此年轻的工程师，能在苹果如此迅速拿到资深工程师职级，已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并且孔老师还很年轻，应该还未脱离基础科研，相比于一些老工程师或老教授，绝对是有亲自带学生debug的能力的，并且也会拥有很强的产业背景，对行业水平和需求应该十分了解。

能同时在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能做到顶尖的老师，相信未来在复旦微的科研也将会前途无量。

他这个苹果总部的首席工程师，可以说有点接近于履历造假了，复旦都不做背调的吗？

在老外的语境里，这个C开头的称呼，基本上都是高管或IT首席的级别。

国内媒体应该也是被这个头衔震慑住，才纷纷报道的。

实际上，这大哥确实有一些学术成果，也确实在苹果总部干了那几年。

但是首席工程师就算了，他真正的岗位是RFIC Design Engineer，也就是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要真是个首席，那苹果自己都该官网大肆报道一番了。

但是你要搜他在苹果的工作履历，领英有一份，自己只敢写Wireless（无线电相关），真是个首席工程师，就该大大方方写chief engineer了。

另外就是有一个学术网站有他的资料。

除此之外，就是查无此人。

What is a long Kong？

What is a long Kong？

孔龙老师从美国苹果公司回国加入复旦大学，我觉得在中美科技对抗的背景下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

毕竟这几年，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持续加码，尤其在半导体领域，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手段限制中国发展。甚至我在微信群里还看到专门针对中国学者发起“学术审查”，真是演都不演了，脸都不要了。

2018年11月1日，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启动 “中国行动计划”。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结束 “中国行动计划”。然而，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结束，针对学者的相关案件依然大量积压，并未因该计划的取消而被赦免或转为民事、行政案件。“中国行动计划” 对华裔科学家的迫害仍在持续进行。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在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专题网站上列示了77起案件，150多人被起诉，其中逾九成为华人华裔。
2024年9月11日，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兰斯・古登发起一项为期6年、类似 “中国行动计划” 的新计划法案，并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自9月9日起，已有大约24项针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影响力的法案在众议院陆续通过。

当时就是特朗普在任上搞的事，现在他又当总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机灵的肯定会害怕哇，万一被迫害还不如及早离开美国。孔龙作为在美顶尖科技企业担任核心技术职务的华裔专家，我觉得真有可能。

从美国颁布的很多政策，其对中国学者的针对性打压已形成方针或者说策略了。一方面，美国通过限制敏感领域（如芯片设计、人工智能）的学术合作，阻挠中国学者参与国际会议或访问实验室，还大搞莫须有罪名；另一方面，收紧签证政策、加强背景审查，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学习一些技术。这种“技术脱钩”的意图，就是害怕了，想遏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但是，孔龙的归国恰恰表明，这种sao操作肯定会加速人才回流，毕竟他在苹果积累的射频芯片设计经验（如U1、U2、H2芯片的研发量产），也是中国突破“卡脖子”技术急需的实战能力。毕竟孔龙在苹果期间主导的射频SoC芯片设计，涉及5G通信、高速数据传输等核心技术，这些领域正是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重点。

他去复旦大学，这肯定好事呀，毕竟国际顶尖企业首席工程师（国内一般叫总工），真是强的可怕，以他的工程经验，回来很有可能加速国产芯片从实验室到量产的转化周期，这不是妥妥利好么。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长臂管辖”限制技术外流，但其企业却不得不依赖全球人才库维持竞争力。就单看美国的头部公司，大量雇佣华裔工程师的事实，本身就说明技术创新的跨国性本质难以被政治完全切割。当美国将科技问题政治化，迫使孔龙这类人才在“效忠企业”与“家国认同”间做出选择时，更会激发他们强烈的归国意愿。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华科技战的非理性升级，也是倒逼中国构建更开放包容的科研环境，而孔龙的回归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缩影。

孔龙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当下顶尖科研人员“归国潮”的一个缩影。这股潮流涌动的背后，家国因素都有。

孔龙的个人履历，简直耀眼夺目，堪称完美。

上海交大本科打下坚实基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博进一步深造，在甲骨文担任高级工程师积累经验，直至成为苹果首席工程师，主导研发的U1、U2、H2三款射频SoC芯片成功量产并应用于苹果全系产品。

这样一位技术大拿，放弃硅谷的高薪厚禄回国，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国内高校近年来在科研投入上可谓不遗余力。

大量千万级别的启动资金纷纷砸向科研项目，同时配备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和专业的团队支持。

就拿复旦微电子学院来说，作为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在集成电路领域底蕴深厚，研究实力强劲，产业资源丰富。

这样优越的条件，为像孔龙这样的科研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能够有力支撑他们继续开展前沿探索，这无疑是吸引他们回国的重要物质基础。

科研人员向来是追逐资源的。

美国科技行业往昔的辉煌不再，增长逐渐放缓，大厂裁员的消息此起彼伏。

反观中国，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国家战略投入持续加大。

孔龙所专注的射频集成电路、数模混合芯片、高速数据接口等研究方向，正是中国被“卡脖子”的技术痛点。

回国后，科研环境更为稳定，而且产业转化机会更为直接。

在苹果，研发主要围绕商业产品展开，而在国内高校，比如复旦，科研人员能够更自由地进行基础性研究，甚至有机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这种对科研本质追求的满足感，是在国外难以获得的。

国家越来越给力的人才政策作用也不容小觑。

如今的人才政策已今非昔比，像孔龙获得的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支持，可不是徒有虚名。

这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科研经费支持、稳定的团队编制以及全方位的生活保障。

经过多年发展，相关政策已形成一套完善的体系，从子女教育、配偶工作到住房医疗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

对于那些早已实现财务自由的高端人才而言，这些贴心的配套措施，远比单纯的薪资更具吸引力，解决了他们回国发展的后顾之忧。

现在，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发的成熟，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关键因素。

十年前，中国半导体行业大多处于低端代工阶段，海归人才即便有研究成果，也常常面临无处转化落地的困境。

但现在截然不同，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强势崛起，科创板对硬科技公司大力扶持，学术研究到产业应用的通道变得顺畅许多。

孔龙在苹果积累的芯片量产经验，在国内这片蓬勃发展的市场上，找到了更为广阔的施展舞台。

这种产学研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更多人才回流。

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在这波回国潮中同样影响深远。

中美科技脱钩的阴影始终笼罩，许多华裔科学家在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学术交流受到阻碍，项目审查日益严格，这些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在美发展的心理负担。

而国内对归国人才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包容度，像孔龙这种兼具产业经验和学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回国后更容易获得充分的信任和自主决策权，这种心理感受上的差异，悄然改变着人才流动的方向。

当然，面对这股“归国潮”，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有人担忧这些明星科学家回国是不是只是短期行为，能不能真正融入国内科研环境并扎下根来。

毕竟国内高校的考核机制、行政干预情况以及团队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可能让他们“水土不服”。

还有人提出更尖锐的问题，单个顶尖人才的回归，到底能不能带动整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还是仅仅成为人才竞争中的一个好看的数据。

就拿孔龙来说，他在复旦能否重现苹果时期的创新辉煌，确实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科研文化的差异也是摆在面前的一道坎。

美国科技公司普遍推崇扁平化管理，工程师在决策等方面拥有很大话语权。

而国内高校层级观念相对明显，跨部门协作有时效率不高。

孔龙回国后，不仅要适应工作环境的改变，更要深入理解并融入国内整个创新生态的独特运作逻辑。

他能否将苹果的工程思维巧妙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如何在论文发表要求和实际应用需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都将深刻影响他在国内的科研成就。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全球科技人才的流动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是过去单一的流向西方。

孔龙的回归并非个例，北大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刘畅、数学中心的胡懿娟等，越来越多的顶尖人才选择回国发展。

这一现象不仅彰显了中国科研实力的稳步提升，也预示着全球创新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构。

当顶尖人才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时，传统科技霸权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所谓的东升西落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具体事例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