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市民所说的历史、历史法庭作出判决的方式不外乎是——拉封丹《寓言诗》中——“瘟疫中染病的动物”——所以“我们”的市民在无法同情耶利哥、加沙、西顿、努曼提亚或无法怀疑/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希伯来人”对迦南各民族所作的记载时，他们所知道的无非是一些被灭绝、被奴役，又不能提供“大奖”与“教席”的“民族”。
“我们”如何同情他们，“我们”对它们根本毫不了解？“我们”根本不了解它们，因为它们已经消失了？
这岂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如果这些被征服者英雄主义的抵抗行为，“只要不多久”就带来了回报，“我们”还是能赞赏它们的——就像斯坎德培家族的贵族身份当时在“欧洲”得到相当广泛的承认那样？那么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故事又该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的市民说着，只要占领/占领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就能停止/停止当地的历史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但历史——什么历史？谁的历史？——无法惩罚希特勒、墨索里尼，“我们”惩罚不了他们。他们似乎只渴望一件事，并且他们做到了，那就是成为历史人物。就算“我们”杀他、拷打他、监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