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说的概率很大。
因为要是理解格瓦拉的思想，就知道他不会说这番话，
这就要说到一个概念，“新人”。
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流传中，他的思想发生了不断的异变，其中一个异变，就是创造“新人”活动。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的产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一个延伸推论是，“人”是被建构出来的，如被阶级关系建构出人。
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一种令人恐怖的推论，就是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政权可以依照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批不同于旧意识形态和阶级关系的“新人”。
而格瓦拉就是这种学说的信奉者，几乎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都有这样一种思想，即创造新人。
格瓦拉把人定义为一件半成品，并且把新人理解为革命车轮的一个齿轮。
在古巴革命以后，古巴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古巴寄希望仿造苏联模式，以快速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但是结果却是生产效率低下。
于是在当时古巴爆发了一场争论，即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的矛盾。
前者的观点就是偏向于市场，后者的观点就是偏向于高度计划。
这两种体制的争论，表达就是古巴当时领导层的分歧。
而格瓦拉当时是工业部长和银行行长，他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预算制，但是格瓦拉之所以倾向这一点，不完全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如斯大林的计划，完全是工具性，斯大林也很少用意识形态去论证集体化），但是格瓦拉认为，国有化的意义在于创造新人，所以他把这场斗争，视为是以物质动力还是道德动力的斗争。
但是主张非中央集权的核算制是古巴的政府顾问，叫做夏尔，他是一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观点，偏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能越过一定的生产力，去盲目通过意志来创造所谓发展，这是不可能的。而另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雷纳杜芒则给古巴政府提议，让古巴的工人有一定的报仇，激励他们。
换言之，这两个人的看法，是试图以物质刺激的方式激励古巴工人。但是这种说法，格瓦拉非常反感，格瓦拉认为，道德的动力远远大于物质刺激。物质刺激只能培育旧人，而不是新人。
格瓦拉当时面临着一种抉择，他认为道德要比所谓物质更重要，所以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认为劳动竞赛是古巴的核心任务。但是他又面对当时古巴工人普遍的怠工现象，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摆脱“异化”的工人，竟然消极怠工，一点也没有马克思所宣称的积极的创造力。
于是他大声疾呼，工作是道德的必须，我们必须满怀热情去工作，工厂是我们幸福的地方。
这些说法，都是马克思曾经提出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成为工人创造力的体现，于是无需资本家强迫，工人也会自愿地去工作。
但是历史并没有给这种理想一次机会，而格瓦拉正是在理想和现实中保持着一种矛盾。
1965年，卡斯特罗跟格瓦拉说，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争论。
而此时，古巴基本上放弃了以国有化的方式推进国有化的方案，相反退回到农业社会中，主要以出口蔗糖来换取苏联的外汇。
到了这个阶段，格瓦拉相当失望，他发现人性中的自利本能几乎是不可消除的。
而格瓦拉始终没有放弃新人塑造的想法，他认为和平时期，就应该把战争和革命热情灌注入日常生活中，整个社会就应该如军营和工厂一样，新人在这里培养出军队般的友谊。
除此之外，格瓦拉认为，古巴应该作为拉美革命的先锋，因此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就积极要求输出革命到拉美地区。
在1965年，格拉瓦派出训练的游击队返回到尼加拉瓜，试图发动革命，后来直接派到了洪都拉斯、玻利维亚等等国家，但是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所以了解格瓦拉这段历史，就知道格瓦拉不会说这番话，因为格瓦拉的革命，完全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他的革命几乎不存在离开革命之外的意义，比如说所谓幸福，他的革命完全是浪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