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必须赞叹一下中华老祖宗“中庸之道”的政治智慧了。
一般来说，左派是比较讲究“历史宜细不宜粗”的，因为左派是进步党，是改革党，主张改变固有的社会制度，在改革中达到新的平衡。
左派一般会抠历史细节来上纲上线，以高道德标准来判断是非，进而打倒反对者，减少改革的阻力。
这种做法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很明显的，矫枉过正了，队伍纯洁了，害群之马被清除了，剩下来的队伍战斗力极强；
坏处也是很明显的，道德标准越来越高，队伍人数却越来越少，走到最后不能团结大多数，因为大多数人是经不起高道德标准审判的。
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只要搞“历史宜细不宜粗”，走到最后肯定是孤家寡人，几乎没有例外。
这其实是一个世界理论界极难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国家只要左一下、再右一下，信仰就会丧失、国家就会散架。
典型例子就是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了一次“历史宜细不宜粗”，整个苏联、东欧民众的信仰就破灭了，最后只得向资本主义投降。
不要觉得美国会例外，美国要是搞一次资本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型，它的内部也会分裂，下场不比苏联好多少。
按照西方经典理论，中国也应该走苏联的老路的，可辉煌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研究历史，是大而化之的，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为后世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
抛开这个主线，一味纠缠于历史细节，只会引起思想混乱，只会搞得洪洞县里无好人，那是书生之见，毫无意义。
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史书《史记》，就是历史大而化之的典型例子，即便是细节，那也是主旨服务的。
比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八个字，司马迁怎么可能知道陈胜吴广在那个雨夜到底说了什么，但为了塑造陈胜吴广首倡起义的英雄形象，他就在小黑屋里想出了这八个字。
陈胜吴广到底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八个字会给后世带来什么影响，这才是中国人研究历史的意义。
几千年的历史熏陶，让中国人就形成了两种非常鲜明的、特殊的民族心理：
1，中国人非常崇敬改革者，只要是改革，在任何时代都是赞扬的，因此，中国人天生倾向“左派”；
2，中国人深知一味的“左”会给社会带来伤害，但又深知用左派的方法来反“左”，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因此，中国人讲究“历史宜粗不宜细”，讲究往事一风吹，团结一致向前看。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觉得非常拧巴，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几年前上海疫情爆发的时候，网上的左派右派炒的天翻地覆，光看评论，好像明天中国就要内战。
可事情过去后呢，中国人又团结一致向前看了。
这也是外国反动势力总对中国局势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明矛盾已经深入骨髓，中国人竟然又团结起来了。
很多人肯定非常关心，那教员对历史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教员就是典型的“历史宜粗不宜细”。
教员之前的五任中共主要领导人，即便私下里教员也会发些牢骚，但在公开宣传上，一定是“历史宜粗不宜细”，主要肯定他们的功绩。
当然，向忠发例外。
向忠发是因为叛党投敌，反过来伤害自己同志，这属于是犯了原则错误。
教员的“历史宜粗”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即便你脱离过党，只要没当过叛徒，只要你不帮敌人伤害自己同志，还是可以往事一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