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体制内捅过的最大篓子是什么？

2012年，也是疫情比较凶的那一年。

那一年我还是一名乡镇的包村干部。分包的这个村子在外地打工的比较多，其中有一部分就在北京开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每天都接触的人员复杂，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每天的载客量可想而知。

就在某个晚上11点，我接到了乡里疫情主管的电话，得知本村的的一名司机载了一名密接人员，深夜1点进了村，回到了家。卡口没有排查出来。被大数据推送了过来。

连夜我开赴了村子，配合卫生院通知给该村民做流调，送隔离点。

第二天被大会通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