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各位大可不必抓着几个贫困国家的例子不放，毕竟上个世纪80-90年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被新自由主义荼毒是普遍情况。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新自由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后者的范围远比前者要广。考虑到你乎自由派喜欢给一个但凡有一丁点国有经济或国家干预的国家扣左人帽子。我觉得我有必要强调：下面说的这些国家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英美与世界银行官方认证的。
（以下内容节选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全书到处都是脚注，算是比较权威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自命为大银行的监理，并以里根和乔治·H.布什（George H.Bush）政府为靠山———给各个贫困国家提供了同样的毒药杯：货币贬值、私有化、进口控制和食品津贴的取消、卫生和教育收支平衡的加强、公共部门的无情收缩。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发给海外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官员们的一封臭名昭著的电报命令：“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应该被私有化。”与此同时，结构调整计划取消小块土地并将其推落或任其沉浮于第一世界农业综合企业统治下的全球商品市场中，这实际上消灭了乡村小块土地拥有者。
怎样？确实挺新自由主义的吧？
看看这些政策造成了什么后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白宫对拉丁美洲和城市非洲击最为严重。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与长期的千旱、上升的油价、暴增的贷款利率、暴跌的商品价格串联在一起,对许多国家经济产生了比美国大萧条还严峻和持久的影响。最糟的是，它使第三世界城市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增加的移民、不断减少的正式就业、不断下降的工资收入和不断退化的财政税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向贫民收取公共服务费用来推进退化的税收，但并没有作出相应努力来削减军费，或向富人收取个人所得税或遗产税。其结果是，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加。西奥多·特雷冯写道：“在金沙萨，人们提及公共服务时将其视为“遥远记忆”
卡罗尔•拉科迪（Carole Rakodi)评论说，非洲结构调整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包括了资本贬值、制造业崩溃、出口收入边际增长或负增长、城市公共服务剧烈减少、商品价格暴涨以及实际工资陡降。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学着以表达“我感冒了”的方式来轻描淡写地说“我面临危机”。
或许有人说：写小作文不是铁石都会吗？也许数据证明人家亚非拉老哥因为市场化改革经济腾飞了呢——这些学者只关注阴暗面而已。
在印地欧盖亚斯省（Indio Guayas）的这个贫民窟，先前全日工作的丈夫们发现他们自己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只能打零工或根本没有工作。其结果是只好让更多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和孩子出去工作。结构调整开始之后，女性参与率从40%上升到52%，但随着工厂就业机会的减少，妇女被迫彼此竞争以获得诸如佣人或街头小贩等就业机会。尽管所有家庭资源都整体动员，生活状况——特别是孩子的营养——仍然严重降低。莫瑟发现，近 80%的贫民窟孩子都患有某种营养不良的疾病。医疗服务如今已大部分私有化和更且昂贵，因而不再属于印地欧盖亚斯省先前乐观的贫民窟家庭所能支付的范围。
再举一个案例：
这种城市悲剧在非洲甚至变得更惨不忍睹：妇女儿童不得不在艾滋病（此病本身就部分源于贫困妇女因生活所迫的委淫）、频发的旱灾、内战与结构调整的夹缝之间求生存。在哈物雷，1991年结构调整计划使得当年生活费用上涨45%,10万人提前出院并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正如娜芝琳·坎吉（Naznen Kanji)和克莉丝汀·罗杰森(Christine Rogerson）在各自的研究中讲到的那样，“与此同时，正如婴儿死亡率翻番一样，艾滋病盛行，儿童营养下降。哈拉雷绝望的母亲们把幼小的孩子送回到乡下，或把以前各自独立的家庭成员重组为一个大家庭来节约房租和电费。”成千上万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被迫辍学去工作或捡垃圾，几乎永远不再有复学的希望。
自由派先生们又会说了：人家非洲大区本来就这么烂，又不是市场经济害的。
可问题是：在原先的非洲，至少公共的医疗、卫生、供水等服务可以确保你最基本的生存。而在无形的大手下，连这点保障都消失了。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所强化的财政紧缩削减了公共卫生和饮用水的公共投资，因此降低了贫民们先前所拥有的婴儿存活率优势。在墨西哥，随着1986年第二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医护人员参与的出生率从1983年的94%下降到1988年的45%；而产妇死亡率从80年代的每10万人94人暴增到1988年的每10万人150人。
在加纳，“调整”不仅导致了1975年和1983年间80%的健康和教育费用缩减，而且导致全国半数以上的医生移民。同样，在80年代早期的菲律宾，人均卫生费用缩减一半。在靠石油致富但整个地“结构调整计划”化了的尼日利亚，如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5%。经济学家米歇尔·乔苏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谴责臭名昭著的1994年苏拉特瘟疫爆发：“在199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的调整项目压力下，国家和市政预算不断缩减。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状况的不断恶化。”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城市贫困率在1980到1986年间就惊人地上升了50%。委内瑞拉工人群体的平均收入下降了40%，阿根廷30%，巴西和哥斯达黎加是21%。在墨西哥，1980和1987年非正式就业几乎翻了一番，而社会消费下降到1980年水平的一半。秘鲁在80年代的结构调整以其诱发的一个“超级衰退”而告终，在那里，城市劳动力的正式就业率在3年内从60%下降到11%。
好的好的，我知道自由派先生们最后的倔强：唉，改革的代价；唉，必要的牺牲；唉，市场还不够完善时的阵痛。至少效率高了，经济腾飞了。
可是稍微用脑子想想就能知道：一群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厕所、时常看不起病、基本上不起学，就算工作也赚不到多少钱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生产效率可言的。若是一个国家的劳动者全是这个样子，经济怎么可能腾飞？
差点忘了，在8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后，世界银行在90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给了亚非拉老哥20年时间，我相信不会建不成市场经济吧（如果你认为20年还建不成市场经济。那我也可以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10年建不成计划经济”的结果）
话不多说，看看实际吧：
在90年代，贸易继续以几乎难以想象的比率扩展，非经特许不得进入的（no-go）地区开放了，而军事费用下降了。所有生产的基本投入降低，利润率随着基本商品价格一起迅速下降。资本流动越来越从国家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能迅速流动到最有生产力的地区。在这种几乎是完美地符合于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的经济状况中，一个人可以想象这10年将成为无比繁荣和社会公正的时代之一。
放错了，上面的是自由派的幻想时间。
下面的才是现实
据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前所未有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看作是滑坡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水平。今天，在46个国家里，人民比90年代时更穷。今天，在25个国家里，比10年前还多的人在挨饿。”整个第三世界结构调整计划的新浪潮和自我强加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加速了政府雇佣、当地制造业和国内市场农业等行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拉丁美洲的大型工业大都市，如墨西哥市、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遭受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巨大损失。在圣保罗，制造业就业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40%下降到2004年的15%。债务服务费用吞噬了社会项目和住房补贴的资源：用唐·罗博萨姆的话说，这是对正式城市贫民的“社会遗弃”。
正如世界银行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各个部门就业都没有机会重新收复90年代的失地。
出口繁荣经常也只让一个很小的阶层获利。最极端的例子是安哥拉，一个主要的石油和钻石生产商。在罗安达，1993年近84%的人口没有工作或未充分就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数十个百分点，“仅在1995至1998年间就从10%上升到37%”。尽管有许多大肆炒作的墨西哥边境上的美国装配厂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成功故事”，在墨西哥，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百分比仍然从1992年的16%上升到了1999年的28%。同样，在（1990年当选的）塞萨尔·加维里亚（Cesar Gaviria）统治时期的哥伦比亚，城市工资下降，但是可可的种植田亩数翻了3倍。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一份报告指出，贩毒集团“是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始终如一的拥护者”。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我们可以说，这是制度的优越，也可以说这是科技带来的。
但如果一个国家在没有天灾、战争、内乱的情况下，经济倒退了，那基本可以确认，是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