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蒙古相较于鲜卑更好的在征服其他地区前完成了本民族的认同塑造，这也是成吉思汗以及黄金家族后裔这个认同，能够延续到日后无数的散装蒙古政权的原因。
在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草原，部落之间割据攻伐，信仰和利益链条庞杂让其部只要受到贿赂，便可以肆意杀伐邻近部落，像王罕、太阳汗这类的部落首领本质上是辽、金的雇佣兵，非常类似于奥斯曼帝国麾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平日游牧并充当一个戍边守堡的作用，战时则拉为异族援军，以草原难以获得的战利品和真金白银作为交换。
这样的分化策略下，后世的所谓蒙古各部严重最大的敌人不是华北的金人，而是眼前实实在在晃悠着的同行，所以互相攻伐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前面几位老师的回答解释了拓跋鲜卑入关到孝文帝改革前，鲜卑人面临的局势，他们拓跋家在草原上虽然也是难逢对手，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族群认同，从柔然到丁零，从突厥到东胡，甚至是没有领地的粟特人商队，都是部落潜在的威胁。
只要天气一寒冷，别说草原各部团结起来南下，没有借机兼并部落和牲畜，拿头人收集南下幽州领赏就算是仁至义尽了。
拓跋鲜卑对于草原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比谁都享受平城京的定居生活，而到此为止鲜卑人也没有表现出统一草原再南下的任何迹象，许多教材和书记上认为，入关前的拓跋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其实就是部落联盟。
西方诸部在长期以来都是朝贡者而并非臣服效忠，拓跋家建立北魏后，这样的关系也从朝贡盟主，顺利地转向朝贡中原朝廷了。
但是蒙古人恰恰相反，在对黄金家族的神化过程中，蒙古人在草原上的凝聚力是远高于前者的，客观上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时，也裹挟了许多血统上并非是蒙古人的部族，比如说曾经自号雁门节度使，信仰景教的沙陀人后裔的汪古部。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记载：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
但即使有这一层的隔阂，日后人们也不会将汪古部分出蒙古这个划分区域里来，蒙古这个概念一方面是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还是身份认同。
黄金家族的名号本身就是一个很硬气的底牌，即使是在北元秩序崩溃的情况下，太师遍地的草原，因为成吉思汗的遗产，人们也愿意尊黄金家族后裔为汗。
这样的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而因为蒙古征服的恐怖烙印，让沿途领地皆以靠近甚至成为蒙古为荣，后来的帖木儿诸子以及他们的子嗣，从文化上从生活方式上，蒙兀尔人根本看不出来任何蒙古留存了，但他们依然打着这面旗帜。
而至于拓跋鲜卑，不光没有这个先决条件，而且还有意地用汉化来代替曾经的族群认同，希望用朝廷来压制部落，而宗教上信奉佛教也许可以弥合这个缺陷，就像后来忽必烈和北元高强度分阶段皈依藏传佛教、窝阔台汗国高强度皈依伊斯兰一样，但区别就在于拓跋家失败了，任何弥合族群认同的尝试都败给了眼下的利益，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