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蒙古相较于鲜卑更好的在征服其他地区前完成了本民族的认同塑造,这也是成吉思汗以及黄金家族后裔这个认同,能够延续到日后无数的散装蒙古政权的原因。
在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草原,部落之间割据攻伐,信仰和利益链条庞杂让其部只要受到贿赂,便可以肆意杀伐邻近部落,像王罕、太阳汗这类的部落首领本质上是辽、金的雇佣兵,非常类似于奥斯曼帝国麾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平日游牧并充当一个戍边守堡的作用,战时则拉为异族援军,以草原难以获得的战利品和真金白银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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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化策略下,后世的所谓蒙古各部严重最大的敌人不是华北的金人,而是眼前实实在在晃悠着的同行,所以互相攻伐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前面几位老师的回答解释了拓跋鲜卑入关到孝文帝改革前,鲜卑人面临的局势,他们拓跋家在草原上虽然也是难逢对手,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族群认同,从柔然到丁零,从突厥到东胡,甚至是没有领地的粟特人商队,都是部落潜在的威胁。
只要天气一寒冷,别说草原各部团结起来南下,没有借机兼并部落和牲畜,拿头人收集南下幽州领赏就算是仁至义尽了。
拓跋鲜卑对于草原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比谁都享受平城京的定居生活,而到此为止鲜卑人也没有表现出统一草原再南下的任何迹象,许多教材和书记上认为,入关前的拓跋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其实就是部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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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诸部在长期以来都是朝贡者而并非臣服效忠,拓跋家建立北魏后,这样的关系也从朝贡盟主,顺利地转向朝贡中原朝廷了。
但是蒙古人恰恰相反,在对黄金家族的神化过程中,蒙古人在草原上的凝聚力是远高于前者的,客观上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时,也裹挟了许多血统上并非是蒙古人的部族,比如说曾经自号雁门节度使,信仰景教的沙陀人后裔的汪古部。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记载: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
但即使有这一层的隔阂,日后人们也不会将汪古部分出蒙古这个划分区域里来,蒙古这个概念一方面是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还是身份认同。
黄金家族的名号本身就是一个很硬气的底牌,即使是在北元秩序崩溃的情况下,太师遍地的草原,因为成吉思汗的遗产,人们也愿意尊黄金家族后裔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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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而因为蒙古征服的恐怖烙印,让沿途领地皆以靠近甚至成为蒙古为荣,后来的帖木儿诸子以及他们的子嗣,从文化上从生活方式上,蒙兀尔人根本看不出来任何蒙古留存了,但他们依然打着这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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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拓跋鲜卑,不光没有这个先决条件,而且还有意地用汉化来代替曾经的族群认同,希望用朝廷来压制部落,而宗教上信奉佛教也许可以弥合这个缺陷,就像后来忽必烈和北元高强度分阶段皈依藏传佛教、窝阔台汗国高强度皈依伊斯兰一样,但区别就在于拓跋家失败了,任何弥合族群认同的尝试都败给了眼下的利益,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