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任何一个头脑稍微正常的女性主义者，都必须和彩礼切割。发展到现在，基于国内的互联网环境，彩礼早就超脱本来的概念了。
如果再说得精确一点，就是国内不少人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把非洲、东南亚、南亚不少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带入到国内的情况，要求男性帮这些被压迫的国外女性买单，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最后的受益者仍然不是这些被压迫的女性。唔姆，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要求男性支持女性主义的话，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最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开放外娶，至少不能对外娶持负面态度，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中立。所以，如果外娶处于隐形时，实际上国内这些人根本不希望男性支持女性主义，她们只是男性支持自己而已。
在这里，以这几年的文献为例，我们可以以斯坦福大学教授Alessandra Voena的文章为例，在文章里，她的结论是彩礼是导致早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提出了几个降低早婚的措施。[1]
文章以坦桑尼亚作为例子，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坦桑尼亚的结婚平均年龄：
以坦桑尼亚为例，像这种典型的非洲国家，早婚一直都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么她提出的措施是什么呢？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要通过给这些女性现金转移，其实就是经济补助，来降低早婚的比例。说到这里，是不是有的人准备要大开香槟，说什么“文明站在我们这边”、“这些虾头男是上不了斯坦福，只考得上二本，只会对虚拟老婆发情的物种”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她提出的价格是多少呢？
唔姆，即使考虑gdp因素，坦桑尼亚和中国的GDP比例在1：11左右，所以即使把坦桑尼亚的背景完全照搬到中国，实际上也就在4~4.5w元左右，而且考虑到我们这边的早婚情况很明显比坦桑尼亚轻很多，所以实际上这个数字还得更少。
而且我们可以看看里面的笔记，作者认为，这个价格差不多是在坦桑尼亚人人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即使用我们的人均年收入，也和前文的数字符合。
结论非常简单，即使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的模型，我们目前的平均彩礼，至少是女性最大补偿的三倍，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这是非洲的情况，如果考虑国内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参考heliyon在2022年12月发表的这篇文章，里面根据结婚的流程，划分了女性在里面扮演的角色。[2]
在公共场所时，公共场所对彩礼的评估将女性塑造成批准者和协调者。 聘礼的金额和内容确定后，家庭的聘礼就成为农村公共场所讨论的话题。 邻居、村民通过互动、比较表达对彩礼的认知和判断，从而传递彩礼的规范和意义。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高彩礼是新娘家庭地位的体现，尤其是新娘的身份地位，这表明女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值得男方尊重和重视，进而认真考虑婚姻。
而在结婚以后成家时，女性在之中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在主管财政，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最后彩礼的去向和流动，仍然由女性负责主管。所以即使彩礼被用于小家庭的建设，这个说法和“彩礼用于支援女性”没有任何区别。
剩下的分歧就是“女性和女方家庭”了，根据目前女性的发言来看，很明显是女性非常渴望彩礼：[3]
所以答案不言而喻，在之中的父亲，很可能是被虚构出来的角色。
我上个回答里说的也是这里面的一些结论：
那么在这之中，uchicago、stanford、LSE、harvard、UCLA、stanford的教授都在逆行，只有国内这群人才是正确的。从这个角度说，也算是领先世界了。
参考
- ^Corno, L., & Voena, A. (2016). Selling daughters: age of marriage, income shocks and the bride price tradition. IDEAS Working Paper Series from RePEc.
- ^Chen J, Pan W. Bride price and gender role in rural China. Heliyon. 2023 Jan 2;9(1):e12789. doi: 10.1016/j.heliyon.2022.e12789. PMID: 36685465; PMCID: PMC9850037.
- ^Liu, S. (2023). The Influence of "Pastoral Feminism" on Women’s Values in Terms of Bride Price -- A Case Study of Little Red Book. Journal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5, 292-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