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学者和民间历史爱好者其实研究的都挺深入了，我简要回答下，权当是写读书笔记了。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兴兵讨明之初，女真军中其实是没什么火器的，即使有，那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时的辽东明军却广泛配备了火器，这也众所周知的事实。女真人前期所用火器都是缴获自明军，后期才开始尝试自造。
1.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金军首次大规模获得火器
萨尔浒大战后，明人哀叹: “一应盔甲、弓刀、枪炮等项，为百年之所藏贮、各镇之所搬运者，尽归贼手，而辽之军器一空如洗矣”。金国档案也声称在萨尔浒战役缴获的甲胄器械不可胜数，各类盔甲堆积如山。
萨尔浒之役后，明廷为固守辽沈, 复大造火器，合计超过70000件, 大部为金国掳获。这些火器型号繁杂，夹杂大批落伍的冷热混合兵器和原始火器，达到16 世纪技术水准的鸟铳、佛朗机不足17515 支, 占总数的16. 36%。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 1621），金军占领辽、沈，几乎将明朝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发往关外的巨额军需一网打尽。沈阳、辽阳戍军的火器是经略熊廷弼积年经营而成，以鸟铳、三眼铳、灭虏炮、百子炮等轻型火器为主，辅以大炮。熊廷弼自称制成重200 斤以上灭虏炮数百位、70—100 斤以上灭虏炮逾3000 位、百子炮上千门、鸟铳和三眼铳7000 杆以上，并自负地宣称200 斤以上灭虏炮的威力胜过千斤铜炮。此外，两城驻军还配备自北京解送而来的火器，包括在万历援朝战役屡立战功的大将军炮与刑部尚书黄克缵招募闽南炮匠铸造之“吕宋大铜炮”, 最大者超过3000 余斤。
大凌河之战后，后金所获大小火炮三千五百位， 并鸟枪、火药、铅子。而战后明朝派官员查验战场时， 收得各种大小炮五十多位、三眼枪十四杆、火药一十八篓又八百斤， 火药罐一千一百二十九个、大小铁子一千九十斤、铁菱角五百个、铅子一千九百八十四斤。这还是后金军弃之不要的由此来看，后金缴获火器数量之巨可见一斑。
松锦之战后， 清军也缴获了大量火器。根据档案资料统计： 清军在松山获大炮二千三百六十三门， 其中红衣大炮六门； 在锦州、塔山、杏山共缴获大炮三千六百八十三门， 其中红衣大炮十六门。另获火枪一千五百一十九支及各种炮子、枪弹和火药。
2.孔有德、耿仲明的叛逃：金军获得了一批曾受葡萄牙军事顾问训练的善用火器的精兵
孙元化就任登莱巡抚后，在徐光启的支持下，便立即着手建立一支西式的火器部队。在孙元化的运作下，精通炮术的监军王征被任命为登莱监军佥事，同时葡人公沙的西劳、陆若汉以及其他葡籍炮师和造炮工匠陆续抵达登州，并传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之法。孙元化的部队顿时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火器部队，不仅拥有佛郎机炮二十余门，西洋铳三百二十门，鸟枪一千支，还有一批掌握西洋火炮技术的枪炮手。
总之，当时的登州是全国军事技术最为西洋化的据点，“鸟铳、枪刀皆西洋，药法、弹法皆西洋，又即以西洋人放之”。“有西洋大炮十余位，西洋鸟铳并自造大炮数十，又用取西洋人合药、装放”。
登州失陷之前，根据《平叛记》所载：“时有旧兵六千，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衣大炮二十余座，西洋炮三百余座，其余火器数不胜数。”随着孔有德、耿仲明部攻陷，大量先进火器装备都为叛军所获。
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浮海降金。 二人的部曲合计12151 人，包含在登州接受葡萄牙军事顾问公沙得西劳等人面授机宜，完整掌握欧洲火器技法的精兵3643名，另有27门以上的红夷大炮。《国榷》也因此说：“前登州火器、大炮与精其器者皆归于建州矣。”
3.后金（清）自行铸造的火器
天聪四年（1630） ， 汉人炮手王天相宰永平之战中为后金俘虏， 随即被皇太极命为铸匠。又有汉人祝世荫贡献了铸造火炮的方法， 被皇太极封为备御。天聪五年（1631） ，设立专门机构， 以佟养性为督造官， 丁启明、祝世荫、王天相、窦守位、刘计平等人参与， 开始铸造红衣大炮。仿照明朝大炮式样和铸造方法， 在炮身上铸刻督造官、监造官及铸匠、铁匠等官员和匠役的名字， 以便查明职责。
也是这一年，后金试铸红夷大炮成功，钦定名“天祐助威大将军”，《清太宗实录》也因此说“先是我国未备火器， 造炮自此始”。事实上，早在天聪初年，后金就曾在辽东海边发现一门铜炮，并赐名为“镇国龙尾大将军” ，而这也很可能就是金人所掌握的第一门西洋制大炮。这门炮后来成为了后金仿铸红衣大炮时的重要参考。
4.后金（清）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的创设
事实上，早在抚顺之战时，就有游击李永芳、生员范文程归降。清河之战中，又有佟养性投奔。这两战过后，应该也有少数火器流入后金军中。不过直到沈阳之战， 在清方的文献档案中都没有用炮的记载。原因有三，一是后金此时军中火药较少，还无法大规模使用火器；二是后金军中还没有建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三是此时后金的战术尚不重视火器的运用。
关于努尔哈赤时期最早用炮的记录， 明清史料中的记载略有差异。明方有关后金最早用炮的记录是天命六年（1621） 辽阳之战。徐光启在《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 近攻辽阳东门， 贼来止有七百人， 车载大铳， 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统二次， 我兵不损一人， 因而直前搏战； 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 我兵存者七人而已。”不过对此，后金史料却并无记载，原因估计也和努尔哈赤不爱用炮的性格有关。
虽说如此，但在辽沈之战后，努尔哈赤也首次将火器引入女真军队，不过当时的范围限于由新设50甲组成的城守兵。直到天命八年(天启三年,1623)，努尔哈赤才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将火器普及全军。
天命八年军改，努尔哈赤命令,每100 名甲兵设炮22 位, 且白、红巴牙喇、“黑营” 均配属火器。红巴牙喇、“黑营” 一跃成为拥有火器与车盾之军, “黑营” 更包揽绵甲与大部分攻城器械, 除本身配备枪炮外，还以甲喇为单位携大炮2门，成为专业攻坚力量。
当时，后金军中成建制的炮兵部队主要由汉人组成。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按20丁抽1的比例征辽东汉人当兵。
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著汉官管四千( 人) 者, 出二百兵, 汉官一百兵, 备办大炮十位、长炮八十支, 另一百兵, 听尔自行调遣。管三千人者, 立一百五十兵, 备办大炮八位、长炮五十四支, 另七十五人, 听尔自行调遣。管二千人者, 立一百兵, 备办大炮五门、长炮四十支, 另五十人, 听尔自行调遣。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 立一百三十五兵, 六十七人, 执大炮六位、长炮四十五支, 另六十七人, 听尔自行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 立八十五兵, 四十四人, 执大炮四位、长炮三十六支。另四十一人, 听尔自行调遣。管一千人者, 立五十兵, 二十五人备办大炮二门、长炮二十支, 另二十五人, 听尔自行调遣, 管五百人者, 立二十五兵, 十人备办大炮一位、长炮八支, 另十五人, 听尔自行调遣。”
上文所谓的长炮，是指鸟枪。也就是说，当时努尔哈赤组建的“汉兵”实际上是是装备大炮和鸟枪的军队。然而，努尔哈赤之后的民族政策转向激进，开始对辽东汉人大肆屠戮。汉人自由民既然不存，成建制的火器部队——“汉兵”自然也随之解体。不仅如此，女真军队的火器也进行了裁撤, 仅保留少量炮手。此后，后金再度组织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就要到皇太极天聪五年（崇祯四年）汗重编“旧汉兵”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