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和
讨论的结果：从“秦制”本身的出处（秦晖）来说，秦晖本人从他成名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就强调，秦代以后的中国是“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缺位”的状态，也因此出现了很多“二相性”的情况（例如“一盘散沙”和“团结一致”共存）。秦晖虽然在全书中大量地引用马克思和苏联学者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对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实际上，作为学农民学和东欧研究出身的秦晖，最大的兴趣就是将苏俄和中国进行对比，因为二者具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秦制”实际上可以被视为高度中央集权、小共同体无法存在的政治形态，作为苏俄的类比就是秦晖妻子金雁在《倒转红轮》中叙述的尼康改革后的沙俄，在中国则很容易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商君书》和秦始皇的集权统治，因此也无怪“秦制”成了一个政治模因。
“秦制”为什么会有市场？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落后”这个问题上所发泄的情绪：中国集权统治长期存在，在大多数时候都呈现皇权独尊、世家大族和贵族无力制约皇权的状况，这和辉格史观下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并不相同——后者的故事中，王权在分封制下不够集中，贵族对王权制约（例如大宪章），建立议会，王权弱势推动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兴起，最终推动欧洲现代化；《商君书》中提到极端的“弱民”和“强国”理念对于苦于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网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靶子，和商鞅的秦朝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秦制”。这些叙述中，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关键是“秦制”扼杀了资产阶级发展和文化繁荣，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超稳定结构”下，最终被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开启了现代化的过程。
这种追溯历史上“秦制”的行为实际上缺少学术上的严谨性。唐不闻已经指出，作为“秦制”指导的《商君书》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极端化的空谈，真实世界中的“暴君”秦始皇都做不到《商君书》的程度。而《秦制两千年》等书也被人指出很多问题，至于“秦制”和“秦政”被混淆的问题，也是“秦制”容易被滥用的原因。
“秦制”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定义，“秦制”或者“封建”（政治意义上的，可以认为是贵族政治或者封臣政治）都不必然导致现代化或者阻碍现代化。诺曼征服后的英国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可以认为是“秦制”化，“大宪章”对资产阶级的兴起有被高估的可能，英国最后也自发发生了现代化。贵族政治或者封臣政治比较发达的波兰和西班牙在近代国际上实际上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一流甚至被各大国欺负，例如佩里·安德森就说：“当绝对主义在欧洲其他地方大步挺进之时，波兰君主的权力却被贵族大幅度地和明确地削弱了。”分裂的贵族政治也可能阻碍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封建”和现代化的亲和力并没有那么强。因为中国本身具有很强的绩效合法性传统，所以在讨论秦制的时候，看起来是在讨论“小共同体是否能存在”，实际上经常转换成“人民被控制和盘剥多少”，最终变成了生活水平的比较，所以知乎在秦制讨论下面经常涉及到中世纪欧洲和中国古代的农民生活对比，支持者试图通过证明分封制下农民生活更好来证明秦制无限度汲取资源，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但是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反秦制者所希望的现代化本身就是强化国家对民间汲取能力的过程。尤其是对农村来说，农业国家如果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就必然会加重经济负担，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就是谈论国家机器现代化对农民负担的加重。我们比较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和同期的清朝就会注意到这一点：1753年，清代所有财政收入按照王业键估算为7379.2万两白银，而当年GDP根据刘逖和管汉晖分别估算为166400万两白银到164300万两白银之间，岁入占GDP总数为4.4%左右；同期逐渐转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英国财政收入占总GDP的8%左右；1840年户部计算岁入3904万两白银，刘逖估算当年GDP为448400万两白银，就算算上附加税，清朝岁入恐怕也不到GDP的2%，同期英国为10%。从比例上英国国民负担比中国重。Peter Mathias和Patrick K.O'Brien指出英国是18世纪负担最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岂不是英国比同期清朝更秦制？
而且中国历史上是否历朝历代都是“秦制”呢？常常有人认为中国帝制晚期的官僚在诸如税收等方面的平庸表现是由其规模过小所造成的。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18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县级行政单位甚至比汉代还要 少，而后者的人口规模和疆域都要小得多。如果以汉朝一个县5万人来作为最底层的官僚治理能力范围，清朝至少需要8500个县，而清朝实际仅有1000多个县，官僚对基层的管理能力确实鞭长莫及。假设我们接受了刘光临离谱的对宋朝GDP的过度估算，北宋巅峰期岁入占GDP也有9.3%（如果刘光临估算GDP过高而实征赋税比刘光临的数据更高，则实际占比会更高），而到清朝巅峰期和末年却只有3%-5%（太平天国时期除外）。前现代中国对基层控制力到底有多强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而且不同朝代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以“秦制国家”盖之似乎显得没有说服力。
说到底，所谓“秦制”的出现，其实和现代化的出现是类似的——蒂利等人对战争促进现代化和国家权力强化的强调，以及约翰·布鲁尔提出的“财政—军事国家”的理论，启发了赵鼎新等人类比东周战争（春秋战国）对国家集权化的作用，赵鼎新随之认为，中国没有自发走向资本主义，是因为国家集权化太早，导致中国没有形成独立于国家势力之外的自治型经济城市，这被认为是工业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资产阶级没有机会像欧洲那样随着战争地位不断上升。看起来这支持了“秦制”的观点，但是必须指出，对于历史的假设不能简单的因果关系，不能认为只要没有秦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独立城市、商业繁荣、文化繁荣，工业资本主义就形成了。实际上，如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都对欧洲各国现代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基本符合英国式现代化的过程的国家有且仅有英国，其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或多或少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大部分的自身努力都遭遇失败。没有“秦制”的国家也不一定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而有“秦制”的国家（例如秦晖喜欢说的东欧）也并非发展不尽如人意。
法国和西班牙创造了弱的专制主义，但没有建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两个国家分割出卖自己的功能给众多精英，精英以特权和免税保护自己——但不包括其余社会群体——避开国家的任意权力。俄罗斯建立了更为彻底的中国式专制主义，其君主政体将精英征入国家服务，予以掌控。在匈牙利，强大凝聚的精英在君主权力上实施宪政制衡，从而建立起负责制的原则。但这制衡太过强大，以致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最后，只有在英国，强大的议会将负责制原则强加于国王，但并没有破坏强大和统一的主权政府。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欧洲这两种绝对主义的变体，即西欧绝对主义和东欧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时间性......因为在东欧，贵族的社会权力没有像在市场化的西欧那样受到任何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妨碍：领主的统治是为所欲为的。因此，东欧绝对主义比西欧绝对主义更公开、更明确地显示了自己的阶级构成和职能。这种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国家的封建性质十分鲜明，毫无掩饰；下层被奴役的农民是其强制机器所维持的压迫和剥削方式的固定残余物。但是，与此同时，东欧绝对主义的起源同西欧绝对主义的起源迥然不同。因为确切地说，不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成长直接造就了它：资本主义还远在易北河以西的地区。导致绝对主义在东欧提前形成这一诡谲现象的是两种交错的力量：一种是封建化的未完成的进程——在时间上开始得较晚，没有受益于古代的遗产，而地理和人口条件又较差；另一种是来自更先进的西欧的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随着绝对主义体制在东欧的确立，界定整个大陆的国际国家体系完全建立起来了。这种多边的政治秩序——各国竞争和冲突的统一场所——的诞生本身，既是绝对主义在欧洲普及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这种国际体系的建构当然并没有使大陆的这两部分变成同一种构造。相反，西欧和东欧的绝对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分属不同的历史系谱，它们继续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直至达到各自不同的结局。命运的全部结局是众所周知的。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被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所以，与其纠结于“秦制导致我们没法进入资本主义”，不如接受赵鼎新的结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事情，是欧洲特殊的环境产生的事物，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因素（无论是“秦制”还是加州学派认同的露天煤炭等，亦或者刘光临厌恶的“指令经济”）可以解释的必然过程，而且就算有相似的因素，也需要很多偶然性才会发展起来：
从下述意义上讲，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极大地受益于希腊—罗马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并且在下面两种平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态势—战争驱动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家、自治城市、教会、军事力量在冲突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均势格局。工业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的那些条件，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具备。工业资本主义在今天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事实而已，而不是一个值得为之欢呼雀跃的现象。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从秦晖论证大小共同体的角度来谈论“秦制”，我们会发现这固然是一个很有洞见的想法，但是终究是一个无法被证伪的概念。大小共同体并不直观，你无法直接感知其的存在，所以建立在这之上的秦制也无法直接触摸。赵鼎新曾经批评过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指出任何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理论（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各类资本理论）都存在无法证伪的问题，秦制同理。如果这类理论范式的权威性得以确立，那么不同的政治结构因子都可以被界定为不同的秦制结构，我们能证伪的，最多也只能是确定和证明某种政治结构因素（秦制的结构）对一个具体的经验事物产生影响，而不是这些理论本身。把这种秦制理论推到一个极端，不要说政治学，就连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会变为“秦制学”，而无法证伪的秦制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讨论的价值和意义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