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物理，又称粒子物理，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理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比原子核更深层次的物质微观结构和性质，以及在很高能量下物质所遵循的物理规律。
我国高能物理发展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过程，每一阶段都受到不同历史环境的影响。
我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分为创业期、建设期、收获期和跨越期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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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础、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年
我国核物理本身研究基础薄弱，又缺乏相关研究设备，高能物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依附于核物理而获得不断发展。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结合当时国情提出了很多科技发展目标，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部分中提到，必须组织力量，发展原子核物理及基本粒子物理（包括宇宙线）的研究。
亚原子物理实验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加速器和探测仪器的研制，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物理所、原子能所）的科学家在此方面进行了系列开拓性的工作。他们还在宇宙线研究、电子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王淦昌研究组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所利用当时能量最高的加速器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大批科学家家在杜布纳的工作，为此后我国亚原子物理实验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与人才基础。
初具规模、不断完善阶段1977—1992年
该时期，我国的高能物理学科实现了建制化发展。
在理论方面，规范场研究取得了大批成果；实验装置方面，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此外积累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加上务实的科技规划，是这一阶段我国高能物理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
自主创新、融入国际阶段1992—2012年
这一阶段科技政策更加灵活合理，科研机构具有充分的自主权，科技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我国的高能物理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融入了国际发展的大潮并实现了自主创新。
加速提升、蓬勃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9月，王贻芳提出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的设想。该方案很快引起国内外高能物理界的极大兴趣。
2013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20多名物理学家成立CEPC-SPPC工作组，以缜密调研该方案的可行性。
此后在北京成立了未来高能物理中心，旨在帮助建立大对撞机所需的物理案例。
2016年以来，高能物理研究所关于CEPC-SPPC的建造计划在科学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不仅反映出公众对于国家科学事业的关心，也反映出我国对于大科学工程建设决策的日趋理性、公开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