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他回答能看出现实案例太少了，这就很难推测大范围内不存在的事情坚持下来会如何。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上面出政策一方面对老百姓是尽量不苛责希望全凭自愿，另一方面又往往作为政绩考核层层下放到各级。
结果地方大干快上把这个当政绩相互攀比，上面一看就认为是老百姓积极响应。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
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现在（1955年），还只有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左右。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186〕，到一九五七年，合作化的农户也还只占总农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最初上面搞合作化定17年，后改成10年，都没想着一步到位。包括公私合营在内的三大改造，觉得没个十几年下不来。谁曾想短短几年内一下子就全搞成了，某种程度上既是央地矛盾和地域矛盾的体现，也是脱离群众的表现，隔壁县干成了你没干成你急不急？也难怪60年代中央就想着办法派中央干部下基层蹲点，就怕被糊弄。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到一九五五年夏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一九五四年春季的十万个增加到六十五万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由一百八十万户增加到一千六百九十万户，约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十五。
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的现状，或者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而不了解这样就会放弃党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领导，放任农村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结果也就将破坏工农联盟，丧失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因而也就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失败。
具有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不敢相信群众，同时对于党中央的合作化方针和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作出悲观主义的估计，认为我们的党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提出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并且在有些地方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大批地解散合作社。
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绝大部分增产的情况，以及许多农民群众要求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恰恰在事实上否定了这种悲观主义，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证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
六中全会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于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第一，合作化运动不但要同富农和投机商作尖锐的斗争，并且还要在这个斗争中不断地教育农民自己，特别是要教育和说服中农群众，以便克服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摇摆不定。因此，就必须形成一个坚定的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主要的是：现在经济上还没有上升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两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也包括一部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第一步，应当是把这些人首先组织起来，以便作出榜样，说服更多的农民。
第二，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农民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接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对于参加合作社的积极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必须逐年酝酿，按照他们的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建成合作社，或者吸收他们参加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参加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要耐心等待，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入社报名可以反复几次，最后定案，使农民有充分考虑的余地。
第三，富裕中农（即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有较好的农具和耕畜，原来的土地经营比较细致，产量较高，或者有较多的副业收入；当他们还没有看到参加合作社得到的利益能够比他们自己经营得到的利益更多，或者至少暂时是相等的，他们就不会轻易参加，即使勉强参加了，也会由于实际利益的问题，使社内关系时常发生矛盾。因此，在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富裕中农，除开若干真正自愿的可以吸收入社以外，其余暂时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应该用合作社的优越性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多看一些时候，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以后，再去吸收他们入社。
第四，中农是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永久同盟者，不论在社内社外，都必须善于同中农共处，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决不应该去剥夺中农的财产。对于中农的落后思想，特别是对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给他们以适当的批评，决不应该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同时，这种批评是为了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决不应该利用这种批评作为反对中农的借口。
第五，建社要有群众的思想准备。要在党内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
（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陈云和教员就形成了一种分工，在内部陈云会直接说出统购统销对粮食增产和工业化的好处，对外教员就直接上价值，用政治语言进行全社会动员。
报告直接给那些迟缓和妨碍合作化运动的干部头上盖了顶“右倾”和走资的帽子，字里行间告诉干部们合作化是大好事，你猜他们积不积极。
而且连办法都说了，经典统战拉一压一团结大多数。以理服人反复教育，用话疗说服。找出利益共同体树立榜样，找立场接近的反复说服。对于不一致的名义上是说服为主，实际上到了基层就是一刀切强压。
《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之后，半年时间中，情形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5年7月31曰，毛泽东同志根据在农村中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形势，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五年计划原来规定，到1957年底，参加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一万万一千万户)的三分之一左右。可是，实际情况是，这个准备用五年工夫来完成的任务，在三年内就超额完成了。1955年11月底的统计，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4，940多万户，比1954年的229.7万户增加了21倍多，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以上。据预计，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这是一件大喜事。这是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五万万中国农民热烈地欢迎和要求农业合作化，兴高采烈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最后证明了：在我国的条件下，有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领导，即使还没有拖拉机，经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所欢迎的道路。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但是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使广大农民生活富裕。农民根快就懂得了，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富裕起来。农副业生产总值将会超过五年计划的指标而大大增长，这个事实，把所谓“农业的发展必然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太多是件坏事”等等悲观论调一扫而空。现在，在我国，农业不是拉住工业的后腿，恰恰相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将要起极大的推动作用，要求工业提高自己的发展速度。同时，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又给工业的发展准备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反过来，工业发展速度的提高又将造成条件，使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可以提早实现。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它的意义，决不止于一个农业合作化问题。它的更普遍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我们领导者中间有些人思想落后于实际，犯了右倾的保守主义的错误。他们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发展速度，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平均定额。而事实却是：我们有很大的潜在能力，把这些潜在能力发掘起来，就可以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争取实现一种先进的平均定额。
两年以来，我们党内有过两次重大的斗争。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这是同反革命性质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反党集团的斗争。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同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性质不同的，抱有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是有思想问题，是可以改正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是妨碍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
1956年到来了。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伟大胜利，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的伟大胜利，以及其他工作中的伟大胜利来迎接1956年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1956年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以及在其他许多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清楚地知道，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全国人民克勤克俭，继续艰苦奋斗，进行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们对于艰苦困难毫无惧怕。“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是开辟康藏公路的英勇筑路者们的名言。这句名言代表了我们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心情。让我们全国一致，团结得更加紧密，做出更大的成绩；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这就是后来教员说的1955年烧了一把火，各地争先恐后的推合作化和公私合营。1955年刘少奇在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然后作为政治任务和相互攀比，一两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1955年的反保守思想其实有暗指当时政府和周总反冒进，后来就更倚重有内阁之意的书记处进行决策，国务院就变成了执行机构。但1956年下半年周总还是出头反冒进，到了1958年被称作大跃进开端的南宁会议上，教员就再次反“反冒进”。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
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便没有缺点了，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瞌睡。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认字。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造成农村紧张，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在1952年的时候，我们已有过一次扫盲的经验，那次就扫得急了一些，以后又收缩得急了，以至大部分地方干脆完全停止了。停止是不对的，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按照“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停学”的原则，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这一工作，既要纠正冒进的偏向，又要防止和反对取消主义。
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有些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到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生产和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设的节约问题上做得过火，结果厂房和宿舍建筑起来，质量太坏，并且不合用。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
所以题主说是否允许坚持单干，理论上是可以的。
发布于 2024-04-24 15:16・IP 属地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