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原子化的个体会强化自身边界。
首先，客观上肯定得有人挤到下铺去。
查了一下，有些车型下铺高98厘米、中铺80厘米、上铺64厘米。
在设计上下铺就是承担座椅功能，背和腿能摆直；而中铺只能坐起，上铺就只能躺平。
中铺上铺这种逼仄的空间是没法长期待着的，身心憋不住。
而走道上的折叠凳数量不够。
66个人，22个下铺和20个走道座位。
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下铺必然承担“公共空间”的职能，这是设计所客观决定的。
其次，封闭的交通工具会软化边界。
封闭式的交通工具本身就会形成一种暂时的集体感。
车长机长是临时的总决策者，乘客们基于职业和年龄组成临时机能。这点在乘客突发疾病时很明显。
旅途中形成一些基本共享，例如食物和互相容忍身体半径，在临时集体里很正常。
很多电影也喜欢封闭交通工具这个剧本环境，能够打破常规的社会关系。
封闭交通工具里的恶性案件一般也会提一个级别。因为这是临时迷你小社会的崩坏，力度要加大。
再者，咱本身就有集体惯性。
80后95前小时候坐绿皮可能还记得：火车里充斥着各种“小集体”。
这个隔间里三个小伙是一个单位的，出差；下一个隔间是一对夫妇带着俩小孩探亲；再下一个隔间是四个大叔组团出村打工；再下一个隔间是三个中学生暑假约着出门玩。
小集体之间的融合效率远高于个体，两边只要有两三个人聊起来了，就算都认识。小集体之间形成包容默契，各自内部成员的容忍边界就会更大。
“老哥这是你娃？嫂子你好。这两位是我们科的，咱们去南方修个机器”，然后开吃开喝开扯顺便帮忙看孩子。
当然，财不露白，那时大钱是缝在内裤里的。但总体上熟络速度很快，尤其是有单位身份和共同目的地的，相当于双重背书（怕你中途下车把我杯子顺走了）。
路过某些特殊路段，老客还会提醒新人：别开窗，站台那有人会扒窗抢包。
家庭、单位、同乡、学校，这种小集体在约12年前还非常普遍。但到现在的绿皮上，我个人感觉似乎就剩家庭了。
我去年坐高铁，进闸早，第一个进车厢又是最后一排。于是闲的无聊观察后续乘客。
发现：似乎除了两对情侣or夫妻，其他的人都是单独个体；因为他们鱼贯进入后，分散到个个不同座位，彼此也没有语言沟通，一整车的陌生人。
那种感觉很奇妙：高铁是高效率，但高效率似乎伴生原子化。
总之，客观条件、封闭环境、集体惯性，下铺以前是没啥争议的。
按我个人经验，下铺以前的真·个人空间，大概就三分之二，也就是你头和腰的位置。
脚那块经常被上下铺的人踩来踩去，行为上就被默认为“公共”的。
我经常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发现一位大妈坐在我脚边，热情地和坐过道俩大婶唠嗑；或者是一大叔冲我一乐：醒啦？真能睡。
下铺底下的储物空间其实更少，一般只有头部那块能全归下铺，剩下三分之二经常被中铺上铺占了。
但是，时代变了。
一方面是小集体的解体。
家庭减少，单位选绿皮出差的也越来越少。叽叽喳喳的中学生也难见，一二线有闲时间的娃坐飞机坐高铁，三四线的娃卷的没时间。
甚至农民工（我知道他们坐硬座和长途大巴居多，但技术工种也是坐的起绿皮卧铺的）的组团频率也下降，因为派遣制下流动性增强。
另一方面是新生世代对集体感的陌生。
浅的说，他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很多小孩出生到现在只坐过高铁。
这就像南方人进东北大澡堂，不理解。
深了说，他们成长于高度原子化的社会，生活里就没有“集体”。
学校阶段就是个伪集体，骨子里是高强度竞争，竞争的背后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我只要成绩好就行，我只要顾自个就行。
大学更是如此。考研压力下，大学只是高中的一场加时赛。
毕业后看不到什么具有互助性质的单位，甚至包括国企。大家本质都是逐利逐权的企业，个人无力形成联合。
也就是网络空间里找点慰藉，喊几句口号；回归现实依然是一个人的两点一线。
这个情况下，他们必然追求强化个体边界，因为这是最优解。
咱俩是自始至终的陌生人，咱俩不会有任何社会交集；
我对你没有任何预期，我不想吃你的土特产，也没有孩子要你看，钱在手机里还是加密的不需要你来守；
我工作很疲惫，好不容易挤出假期，到了目的地也是特种兵旅行，放松独处是我这趟车的根本目的；
我为什么要消耗自己的舒适和你共享？
两边都没错，就是时代范式切换，旧船票登不上新客船。
这种矛盾还会持续。因为说到底，三层卧铺就是旧客船。
有限空间、相对平价，为旅客提供可以躺着睡觉的长途铁运，这玩意在成本上就注定无法提供大量又舒适又私人的空间。
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旧客船遇上新船票。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