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默克尔离任之后，德国的国际策略上可以说全面倒向了美国。实际发生的行为永远比口号、理念更有说服力。德国企业界和政界，一直有不间断的“全面撤离中国”的声音。
2月份，两则关于德国企业在新疆的撤资传闻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方面，大众汽车和巴斯夫等大型德国企业考虑放弃在新疆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美国议员加拉格尔在台湾地区呼吁大众汽车撤资，遵守美国的涉疆法案。
4月2日，宝马宣布与印度塔塔技术公司达成协议，将以50:50的股份比例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该合资公司旨在开发自动驾驶软件、信息娱乐系统和数字服务等功能，涵盖产品研发和生产环节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业务将主要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和浦那展开，并将成为宝马全球软件业务和IT中心网络的一部分。
大众近3年来也在加码印度市场，希望通过加码产业布局将印度工厂打造成“低价车制造中心”。
欧盟与美国 日本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化的主要推手，这是事实。相比美日，由于欧盟的一些制造业大国比如德国，近10年来的选择“重仓”中国，所以欧盟与中国脱钩的战略相对没有那么快，这主要是其考虑到自身的产业安全和发展风险。从2020年以来的外资撤出的资金规模和资金去向看，归属于欧洲企业和流向欧洲的资金反而是最大的，明显高于美资的撤出和流出：
5年内，欧盟是无法与中国彻底脱钩的，它选择了一种“藕断丝连、边打边撤”的渐进策略。而我国的地缘形势在不断恶化，不管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与美日的国际战略博弈，欧盟地区都是我国必须争取的一方，换言之我国在“全面合作”上的意愿，眼下要高于欧盟。
这就是我与欧盟战略关系的基本盘，必然也影响到我与德国的双边关系走向。
国内从上至下，对国外高层来华访问，至今还有一种“万国来朝”、“示好、示弱”、“这是没招了又来了”的错觉。
但是我国的主力出口商品正在从原来的服装/家具/家具/家电，转向“新三样”：电动车/机电设备/家电。这些商品对于德国这种制造业大国的原有生产制造体系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欧盟委员会说服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通过的对国产新能源的反补贴调查，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们不想再吃当年光伏产品的亏。
为什么现在我国的出口增量，与俄罗斯市场深度绑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的出口新三样，无法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所以只能选择因为地缘政治导致大批外资车企撤离的俄罗斯市场，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如沙特。但是这些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和购买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带来的增长无法持久。
我国迫切需要的是欧洲的市场份额，而欧洲制造业需要的也是中国的市场份额。现在这两个市场，因为我国的主推产品发生了变化（新三样)，必然使双方产生激烈竞争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