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不同的
“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界的迷失
形而上学源自易经。本来和西方哲学没有关系。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易经的表达。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物理后）”是形而上学。——这是中国哲学界的表达。
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它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方法观察世界……。——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
不管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都很难讲得清楚三个“形而上学”是怎么回事？学生当然更加难以理解。国人看不懂到底什么是“形而上学”。
这就是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现状，也是国人对“形而上学”的理解的现状。
国门打开后，西方哲学传入我国。由于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缺少哲学这个思想概念和和与之对应的汉语语言文字，翻译成了大问题。在明治维新时，日本人西周用汉字“哲”和“学”组成日语词汇“哲学”以表达。日本人井上哲次郎把易经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比作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物理后），物理就比作形而下之“器”。新文化运动时我们的知识分子就把这些日本人的翻译和理解照搬照抄到了中国的知识界、哲学界和白话文。一直沿用至今。
现代汉语词典对形而上学的释义，没有出处，既不是易经表达的意思，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物理后）。可能是词典编辑者自己对“形而上学”的理解。
易经说的形而上是“道理”，相对于具体的东西——“器”。“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易经的道理一般是不变的。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物理后）》已经完成了从西语到汉语的翻译，把他翻译成《形而上学》是对他的误解，也是画蛇添足。物理是“物”的道理，怎么能够把他当作“器”，怎么会是“形而下”呢？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第一哲学（物理后）和形而上学完全是两回事，此道理非那道理。
哲学和易学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哲学和易学是没有关联的。
哲学的核心特点是追求“是”的理性思维过程。通过对原有知识进行审视质疑理性思辨分析批判逻辑演绎，形成新的知识。追求真理永无止境。
易经的核心特点是“象”。易经说：“易者象也。”我们的祖先知识分子把人类能够感知的天、地、人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类比归纳简化为（象）易经的六十四种符号，从中可以直接查找到对应的答案。我们传统的认识是，知识在以易学儒学等等为代表的各种经典著作里。这就是易经的“道”，也就是“形而上学”。
把第一哲学（物理后）翻译成形而上学，就毫无根据的把哲学和易学联系起来，等同起来。混淆了哲学和易学的根本区别，造成我们在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上的误解和混乱。把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削足适履、牵强附会地说成中国哲学，也是这个原因。国门打开后，国人经历了一系列饱受列强欺负的屈辱，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本来是要吸取清末洋务派的教训，从思想文化方面寻找原因，学习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等等思想文化以强国。由于这样的翻译造成的思想混乱，有违他们的初衷。受此影响，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弄清楚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区别、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关系，很难确立起现代科学思想。我们的哲学界至今没有审视和质疑，可以说，一点也不“爱智慧”。
古希腊哲学家从来没有接触过易学，也不知道什么形而上学。试想一下，他们会认为第一哲学（物理后）就是形而上学吗？
看不出易经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也看不出第一哲学（物理后）和辩证法有对立， 不知道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从什么地方找出这样的释义。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概念的混乱就是人们思想概念的模糊和混乱。语言文字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语言文字的水平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由此，可以认识到，我们的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建设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我们的哲学界是多么的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