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比于右派，左派更少发表一些反智言论？

1960年9月，李井泉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时，正当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四川军民顾全大局，向国家贡献300亿斤粮食度荒解难。他致力于发展四川省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初步改变了西南地区落后面貌。

在“大跃进”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安徽同全国一样，农业生产连续数年急剧下降，普遍出现“饿、病、逃、荒、死”现象。对此，他对当时农村的情况作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只有把社员的物质利益同生产效益直接联系起来才能充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决定从农业生产责任制着手，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为此确定“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的办法，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农村搞试点，形成《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的文件，使“责任田”很快在安徽得到推广。1961年底，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年，安徽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责任田”被城乡干部群众称誉为“救命田”。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了工业化建设。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死亡人数特别引人关注。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约有500万。

朝鲜的饥饿人口，在90年代初，约为420万人，90年代中期，增加到700万人。之后，经历了10年以上的漫漫粮食危机，到了2003年，33%的国民，即780万人，处于营养失调状态。
韩国统一研究院，在2004年的研究成果认为，1994—2004年间，朝鲜因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至少23万—39万，最多在40万—48万之间。
根据叛逃韩国的已故朝鲜领导人黄长烨的记载：到了1995年，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食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
黄长烨引述朝鲜劳动党内组织部的说法称，“苦难行军”时代，共饿死48万人，包括5万名党员，到1996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万人。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因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

“饥荒并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而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

——阿马蒂亚·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