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唱挽，帝国残阳，这是每个有传统文化情节的人，胸中的痛。
尽管情感上非常认同“1644史观”的价值取向，但仍然需要理性地指出其狭隘性和保守性。
知乎上还有一个问题《工业时代下，儒家将何去何从？》，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一并回答。本文为简答，目的只是提供观者一个思路，希望引发不同的思考。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的建立，确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周礼”为核心的三观建设。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不过是脱胎于周礼思想的不同继承与发扬。最终经过短暂的选择，形成了“外儒内法暗权谋，逍遥道家隐中流。”的历史演进格局，王朝的更迭在这条主线中纷繁。而农耕文明作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也一直是傲视游牧 渔猎和商贸等文明的存在。直到涯山之前。
常说“涯山之后无华夏”，实际上涯山之前，华夏文明的精神实质已遭遇危机。南宋因为对内地域相对狭小，地理地貌对农耕只部分友好，却友好于海贸。对外军事外交压力过大，财政支出不得不偏重这一方面。因而南宋的国本逐渐向农商并重转化。附着于农耕生产方式的华夏文明在此遇到了强有力的精神挑战。
恰逢此时（公元13世纪），全球各文明均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蒙古风暴”共同推倒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东西横贯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虽然存续时间并不长却带来了这个世界商贸交流的巨大繁荣（商路安全畅通，税卡大幅减少，跨境贸易成本明显降低）。洲际商贸的繁荣，也让东西方世界各有各的惊诧。以《马可波罗游记》（无论真假）为代表，“黑暗”中世纪著称的欧洲见识了各种消费奢侈品的繁花，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流行。这首先引发了罗马天主教廷的堕落及后续的财政危机，埋下了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远因。东方世界也因为出口贸易太好赚了，商业势力急剧膨胀。元朝初年，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显示了农耕文明（含部分农商）与商贸文明在中土的对决。最终以真金太子的突然死亡，汉法派落败。元廷倒向了重商（但不抑农）的国策。
元朝虽然只存续了97年，在意识形态上也未主动钳制农耕汉民的思想（不同于清廷），但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带来的外部影响，对根植于农耕生产的华夏文明冲击巨大。元末“农民”起义的主体，红巾军实质上是宗教性质的拜火教信众起义。但外来宗教信仰动摇不了华夏文明的基础信念，能够动摇的是根植于商业文明的理念认同和行为导向。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最有威胁的对手陈友谅是湖广和江西的农商势力代表，张士诚是苏南的盐商势力代表。明军在光复中原及北方时，竟有大量北方汉族商贸势力跟随北元小朝廷逃亡（这已经和百年前涯山的十万南宋遗民形成强烈反差）。即便在老朱基本盘的内部，也是淮西农商势力与浙东农商势力间不断的斗争。意图恢复华夏传统，奉行“重农抑商”为国策的明太祖对这些重商“代表”极度忿恨，遂对淮西集团展开血腥“清黨”。这种“矫枉过正”的政治行为，让皇权变得孤立，明朝特色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西厂）由此应运而生。
朱明建国初期经济政策方面的制度设计，核心意图是恢复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也是对蒙元时期形成的商农多举 商贸自由 的一种“反动”。这令习惯了“享受”商贸自由便利的各地方势力很不适应，因此在“靖难之役”时，大多实力派采用“观望”策略（有一种 出卖 叫 不作为）。建文帝的明廷掌握着帝国的资源（名义资源），却被相对弱小的燕王地方势力给干翻，源于建文朝廷可以调用的有效资源（实际资源））低于燕王朱棣。二百多年以后，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虽然角色变幻了流民起义和满清，剧情更加跌宕波折，但结局是一样的。建文及其身边的大儒们败亡，崇祯及其恪守儒家道德的官员们自杀。同样戏剧性的是，履新的原朝廷实力派们都纷纷遭到了报应。盼望商贸自由的地方实力派们迎来了开放海贸，但却是皇家垄断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而北京城里对李自成劝进的旧明官僚们则迎来了拷饷，迎接满清的南方士绅们先是被剃发易服，后面又有各种摊派和文字狱伺候。朱明王朝实质上是李闯明官僚集团及各地方实力派和满清共同推翻的，然后后者又合伙干掉了李闯张献，最终由满清这个原本的“打工仔”“门口的野蛮人”捡了洋落。
在明朝这一头一尾的两次变故中，我们可以观察到1644史观中寄托希望的真儒家们的孱弱。无论是建文朝亦或崇祯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恪守儒家信条，却鲜有能力和实力帮助朝廷挽狂澜于即倒。尽管少数如铁玄 卢象升 孙传庭等有不俗的表现，但在“伪”儒们的汪洋大海中，显得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13世纪的“蒙古风暴”以后，农耕文明的独力比较优势已为商业统筹下的农林牧渔所取代。谁能够率先利用商贸这条线统筹起农林牧渔的产能，谁就将是未来世界的王者。彼时，全球各地域各王朝 王国 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大明王朝虽有洪武制度设计“后退一步”，但马上又跟进了永乐“下西洋”的一马当先。惜乎，永乐“朝贡贸易”的垄断做法，将同样追求海外贸易利益的各地方势力统统得罪，在与“民”争利的抨击声中，也就将明王朝的发展史演进成了皇权与“相”权（指士绅地方实力阶级）的斗争史，造成以后的明廷政府多数时间不能有效整合帝国资源或形成合力。而这种内耗消磨了明朝的精气神，使明朝无力外向，也就必然错失了工业革命前，原始积累的黄金时期（大航海 地理大发现）。
在儒家思想发史上，明朝的阳明心学有其重要的位置，但那也是儒学最后的回光返照。政治上心学门徒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续命几十年。儒家最后的反抗，是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尽管历史和时下，对崇祯帝历史上的表现几乎多为嘲讽和诟病。以政治学的角度评估，崇祯帝是典型的政治小白。但以儒家价值评判，他是儒家最后的“堂吉诃德”。儒家最后的悲剧在于，再也不能世出经世致用 扶倾挽狂的人才。儒家经典和教条则已沦为皇权与相权之争斗，以及众“正”盈朝的“屁股决定脑袋”派伪儒们争权夺利 攻诘对手的工具。
1644史观的问题在于，上述问题发生于满清入关之前，才是明亡的根本。儒学思想的精神消亡，是以经济发展带来利益分配的变动所引发的，从而导致了异族殖民的这么一个结果。与满清防汉抑汉的有意识内耗，造成清廷无力外向的唯一不同，是明廷的内耗是自发无意识的。但是依据人类这种群体性经济动物的行为本能分析，又是必然的结果。儒学的道德规范和精神约束作用，在没有楷模和榜样的情况下，掌握解释权的群体，是可以轻易异化儒家思想，达到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目的的。
再退一步，单纯以生产力发展论。独力的农耕文明也是要让位于商贸统筹下的农林牧渔文明的，更遑论后来的工业文明。那么 究竟是儒家思想去适应工业文明，还是要改造工业文明去符合儒家思想？这个应该怎么选择？又如何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