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1860史观——即太平天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论述“现代中国的诞生与近世之终结”
所有1840史观（外来冲击-回应-救亡图存）解释不清楚的东西，发捻回拳—湘淮起来后，全部都解释的清楚了，尤其是“现代中国之由来”/“中国的现代化”是这么来的这个重大问题。还有如下优点：1. 可以做到和1644史观下的满清，有一定程度上的剥离；2. 但是又不完全否定1840史观中，清朝作为具有主权的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存在；3. 肯定人民抗争的作用，能为人民、阶级史观留下充分的余地；4. “再造中国”，可以为1911后因为国家能力下降导致的一些领土争议包圆托底的。
【更新】以下是晚清部分的极简单的简述，欢迎大家斧正和讨论：
1. 认识到太平天国与诸反清政权具有自主性的同时，承认派生的湘淮军阀也具有充足的自主性。两者均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者客观上相互促进。
2. 认识到利用清末战乱与威斯特伐利亚转型转型“再造中国”：满式边疆治理事实死亡，清代前期积累全部清零——也可以说清朝灭亡。“次国家集团”（具有中华意识的洋务派+湘淮军阀）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型，重新用主权国家的思路，在条约体系中重新再造中国的主权与疆域。对比越南、朝鲜与蒙古的失去，西藏、东北与新疆的得到，即可明白“再造”是什么意思，具体不展开了。
1和2结合即“同光中兴”的本质——即并非古典王朝中兴而是国家转型，所以“同光中兴”在古典帝国“中兴”的标准下看起来那么奇怪。
3. 辛亥革命本质是“次国家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是“甲申易枢”+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对“次国家集团”的稳定性破坏的结果。辛亥革命将仅仅因为血缘关系加入这个集团，但思维和能力上无法满足国家转型需求的满清贵族切除，主导权被剥夺。他们也不再参与后续中国国家转型，其中不少人投奔宗社党，反之进行破坏。
具体执行者为湘淮演变而来的南北洋军，50年来培养的充分自主性和推动的国家转型为革命必然发生且轻松胜利的原因。同盟会作用更多是ideological而非institutional，以汉民族主义对不愿被切割、下桌的满清贵族进行威慑。这点也可以从孙文在民国多次“革命”失败最后不得不创立黄埔军校倒推得出。
4.与1644史观的区别：
不需要依托明朝这个古典王朝作为起点，主要原因如下：1. 明朝作为古典帝国不论是国家组织形式还是疆域，与现代中国相去甚远，把当代中国的线索埋于明朝过于不明显，还会有清承明制、“（前中期）清朝嫁妆领土论”来搅混水，以至于一直和清粉就这两点纠缠不清；2. 社会经济上，明清共性大于差异性，无法构建起政治经济学上的“大转型”（参考波兰尼）3. 明清具有一些可以串联起来的共性，但是这些共性在清民共则不存在，这意味着有一个东西要终结了：汉-蒙古-女真的矛盾，即近世纪阶段的“东亚vs内亚”与互动贯彻自宋以来的中国历史始终，这条矛盾在晚清民国被彻底终结，内亚史观随着日本战败破产（日本战败也可以用内亚史观对其的拖累来解释——日本本质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从1860开始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大断代。4. 1644史观的部分叙事过于情绪化且“汉唯一”，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上，都无法成为逻辑自洽的社科理论。
5.与1840史观的区别：1. 不以鸦片战争为起点，鸦片战争未能够孕育出自主的次国家集团，依然匍匐于部族政治与皇权之下，国家转型并未彻底开始，大清还活着，与太平天国之后不可同日而入。2. 过分强调外部冲击的作用，1860史观则强调清帝国本身就存在导致革命的因素，不是必然要外部冲击。
1860史观完成构建的三个关键点；
1. 汉为主导，一体多元。
有人问，凭什么汉作主导，如果不愿意被汉主导，怎么处理？
对不起，“汉为主导，一体多元”是对1860年以来，史实概括后的告知，而非征求愿不愿意的意见而发明的话术：
凭什么，凭历史既定事实——历史上双方都很清楚，愿不愿意接受这句话，进而做出双向选择。至于意愿问题，也已经有既定历史事实裁定，双向选择得出结果了：愿意接受的，已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用行为表达了接受，直到今天；而有意见的，也身体力行地做出了破坏，用行动表达了不愿意，曰某彦虎、曰宗社党、曰噶厦、曰某人党、曰某觉斯坦；怎么处理？以下是历史处理：曰西征、曰监狱、曰流亡、曰清洗、曰剿灭——曰利维坦合法垄断并使用暴力，以维护汉族主导，一体多元。
毕竟如果不塑造利维坦，需要什么劳什子史观呢？你不愿意一体多元，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就像1840史观你不想保族保种，救亡图存一样，那就迎接利维坦锄奸的触手。
旧帝国的沙俄可以覆灭，加盟国捏合的苏联可以解体，但几百年里从罗斯王国再从金帐汗国金蝉脱壳，一路走来的俄罗斯国家，还活着呢。
2. “浴血重生”的现代国家塑造与转型（见Tilly，福山等）与近世中国的终结；
1644史观将清朝作为开头，我将之作为近世中国落幕的结束。
3. 通三统
近代史是一条完整的脉络，从晚清一路继承到今天，而不是清民鼎革，国共再鼎革的割裂；关注国家形态而非意识形态，关注社会经济而非阶级。史观关注的是文化与主权国家的构建，而非具体regime；不允许混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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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
部分政治史的历史著作在我们社科背景的人看来，通常史料非常扎实，但是其“史论”（含因果解释、归纳总结、推理演绎等）的部分往往是非常有问题的，是缺乏社科理论意识的——而偏偏就是这些史论乃至之后形成的史观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不良影响，传播度也远超翔实的史料本身。
这也让我们历史悠久的“翰林修史”、史料扎实的历史学优点面对西方、日本用社科理论乃至propaganda（帝日价值观）包装不怎么有说服力的史料的时候，优点完全打不出来，我国历史研究者还经常被误会，“新清史”及其之后的各种误解就是一例（涉及到晚清史与宫廷史，部分名著的引用部分，连我这样的非科班都能看出不少史料硬伤，所谓满文史料和国内研究成果比更是…我真的为我国清史研究者鸣不平！）
建议人文和社科合作而非互相批判，历史学可以提供原始材料，政治学可以依据史料进行质性和量化研究，“讲故事”。而不是政治学学者从0开始，去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技能，来做自己的课题，RA也都是没有史料整理能力的政治学学生，结果做完了因为史料问题被挑刺（斯克切波）乃至整个结论都被推翻，实在太没有效率了（没错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写出一本波兰尼《大转型》这样的著作一直是我的梦想，时代造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