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思这一个个在把中国革命当成了帝国主义和旧社会父权专制能够（应该）以各种方式重新发明自身的场所的同时，又装得好像不知道现代的、民族的男性身份的社会经济构成和那种反馈在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性幻想中无法脱离压迫者的意识形态的男性的性魅力。
所以市民们才在谈到什么“战争中的阵亡数字”时表现得像是在争辩坚振礼到底是标志了基督教入教仪式的完成和完美呢？还是实际上只恢复了圣洗、圣体诸圣事已经收到的恩赐，仅仅是证实了已经授予的恩宠。
女人的“水性”——出离自然界为她确定的东西，她的本性就是出离自己的本性——真是恐怖，从生理位移到社会，再从社会位移到生理，对他们的“生理缺陷”的“虚构运用”——这下经济的、组织的、低成本的民族主义了——带来了作为福音的（拥有财产）新的性别化的压力及其过程，也就是虽然性需求对女性来说和对男人一样重要，但还是太重要、更重要，重要到生殖、交配与在这些身体的符号化层面进行的阶级跃升/坠落的“男人间的战争”却是在历史中的生存和斗争的关系之外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市民对受压迫的女性表现出了一种对在资本之内构型了资本的权力的劳动力的服从一般的同情，即一种自由资产阶级对穷人的同情：他是个奴隶，他是个劳动者，他只能交配然后生出奴隶的后代。他既然是这种政治秩序的天敌，他既然痛恨维持其奴隶身份的制度，既然这种仇恨状态对奴隶来说很常见，是奴隶天性的一部分，不会简单地因为奴隶身份发生变化就可以从其天性中根除，“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这也“坐实”了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然体力劳动所具有的天生的奴性是怎么被当下的“我们”回忆起来的。
但毕竟已经是当下了，所以一切都和性有关：因为欲望和社会之间存在本质的不连续性。
用法农的话说，“你们”搁这过瘾呢？
什么瘾？
对被排斥的、早已边缘化的超历史的劳动（劳动的本体论地位）的自我憎恨/献祭的性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