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所谓“有能力”，应该也包括“我说过审就过审”的权力对吧？(⊙ω⊙)
好的，那么我选张爱玲的《秧歌》。(｡･ω･｡)ﾉ
我会选小张的作品，各位一定不觉得意外，但为什么偏偏是《秧歌》？因为在小张的三十五篇小说（包括《雷峰塔》、《易经》、《少帅》）里，《秧歌》是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也是最被低估的作品。
这些年来，试图改编小张作品的名导演甚多，她那几篇有情节有人物有名气的作品——〈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半生缘》——且不论质量如何，好歹都有人试了一遍、甚至几遍。(⌒▽⌒)
还没被改编的，总是各有各的不方便——故事单薄如〈等〉、〈留情〉、〈封锁〉，言语晦涩如〈相见欢〉、〈浮花浪蕊〉、《小团圆》，角色病态如〈茉莉香片〉、〈心经〉、〈第二炉香〉、乏善可陈如〈小艾〉、〈连环套〉、〈殷宝滟送花楼会〉，都不那么适合于影视化改编。而〈金锁记〉和〈色，戒〉，可以说是在小张名气加成之下最大的宽容。
（当然，也许除了资深读者，一般导演根本没注意到这些篇目——毕竟，连正经研究这些作品的论文都没几篇，谁还敢轻举妄动？(｡-_-｡)）
可是《秧歌》跟上面列举的那些都不一样——只要没有审核问题，它就是一部商业价值极高的作品——饱满的人物、激烈的冲突、犀利的嘲讽、真挚的感情、生动的细节，这部作品里都有。
比如第一章，写一个卖糖果的小贩和自己认识的老太婆推推让让：
【两人推来让去好一会，那两根亮莹莹的白花点子小黑棒淅淅溶化了，粘在小贩手上。他虽然面带笑容，脸上淅淅泛出红色，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费尽唇舌，那老太太终于勉强接受了，满腔委屈地辞别了他，蹒跚地走开去。她这一转背，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移转地盘，在老太婆的脸上出现。他板着脸挑着担子走了，她却是笑吟吟的，小脚一拐一拐的，走过那一排店铺与茅厕，出了市镇，向官塘大路上那座白粉墙的亭子走去。】
这就是所谓的“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两个贪图小利却在乎情面的小人物跃然纸上。
比如第八章，下乡取材的编导顾冈因饥饿而堕落：
【第二天，等雨停了，他就步行到镇上去寄信， 照常在饭馆子里吃饭。但是他回来之前，买了些食物揣在口袋里带回来——以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买了些干红枣和茶叶蛋。他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因为他算是和农民一同生活的，他们吃什么，他也得吃什么。
那天晚上他吃了茶叶蛋和红枣之后，很小心的用一张纸把蛋壳和枣核包了起来。到了早晨，他口袋里揣着那包东西出去散步。也真是奇怪，乡村的地方那样大，又那样不整洁，然而像这一类的垃圾简直就没处丢。他不得不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到山岗上去，把蛋壳和枣核分散在长草丛里。】
刚来金根家的时候，顾冈觉悟做一个进步份子，跟农民同吃同住。然而饥饿的本能驱使他频繁到镇上吃饭，偷买食物带回家吃。可是自尊心又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优待自己，所以搞得首尾两端。
比如第十一章，王同志逼迫金根给军属送年礼，金根情急之下向往起大锅饭来：
【“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开了春就没得吃了！到时候叫我们怎么样？有‘大锅饭’给我们吃么？”
王同志虽然有无限的耐心，一提起“大锅饭”，不由得脸色一变。乡下一直有这谣言，说要强逼大家把粮食充公，在一个公众的大灶上做饭给大家吃。农民对于“大锅饭”这样东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现在大家饥饿到一个地步，竟由恐惧一变而为憧憬了，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这可能是一种政府救济的方式。】
农民们先前害怕吃大锅饭，是因为不肯把命运交给集体；而现在渴望有大锅饭吃，是因为个人已经无可如何了，只好期待集体的救济。不经意的几句对话，就折射出农民们的生存困境，可不是举重若轻？
比如第十二章，日军抢走了谭老大家的猪，带走了他们的儿子金有，所以才有了一开始谭老大、谭大娘带着寡妇金有嫂生活的局面。这一章的基调本来非常沉痛，然而最后却以戏虐的方式收束：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渐渐地大家都知道，金有大概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母亲对于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无论什么人说话的口气里仿佛说他已经死了，她立刻大发脾气。现在已经是七年以后了，家里又损失了一只猪……媳妇在院子里俯身伏在木桶的边沿上，抽抽噎噎在寒风中哭泣，她就高声骂着媳妇。
“你哭些什么？”她质问着。“好好的嚎些什么丧，就快过年了，也不怕忌讳！你公公和我，老是老了，还没死呢！等我们死了你再哭不迟！”
这是唯一的一次，金有嫂完全不听话，仍旧恣意地啜泣着。
那老妇人终于恼怒地叫喊着，“不许再哭了！他没死也要给你哭死了！你是不是要咒死他，你好去另外嫁人？”
金有嫂无端地受了冤枉，心里十分难受，哭得更响了。
那老妇人突然再也忍不住了，也涕泗滂沱起来，大声叫唤着，“我狠心的儿呀！这些年了，连一封信都没有！狠心的孩子呀！你再不回来，要看不见我喽！我还能再等多少年呀？”
“好了，不要说了，”老头子说。“今天顾同志在家里，”他轻声提醒她。
“你怕什么？那还是从前和平军干的事。是和平军把他拉了去的。”
“打完了战，不是有许多和平军都给收编了？他要是还活着，也说不定他在国民党那边当兵，”老头子说。
谭大娘吓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反革命家属了。但是她不久就又抖擞精神，老着脸说，“谁知道呢？也说不定他给共产党掳了去，当了解放军了。那我们就是军属了。我们也该拿到半只猪，四十斤年糕。”
“说的都是些什么疯话。”谭老大不屑地喃喃说着。“想吃肉吃年糕，都想疯了！”】
仗打完了，金有依然下落不明，他的立场成了薛定谔的猫箱，一旦揭底，将直接影响谭老大一家的命运。听起来是玩世的语气，却不动声色地消解了立场之于普通人的意义。
我之前说，《秧歌》实现了雅和俗的平衡。它有清晰的故事脉络，兼具笑点泪点爆点，如果不是预设了立场，该作的欣赏门槛甚至比小张最通俗的《半生缘》和〈多少恨〉还要低——因为很多人不喜欢恋爱题材。而它同时又涵盖了小张对“极端环境下人的异化与常态”的观察和思考。尽管她只是感觉到不对劲，并未真正想通问题所在，更别提给出解决方案——但作家并不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
总之，《秧歌》构建出了一系列细腻真实的场景，将人与人的矛盾、人与体制的矛盾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语言也称得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它并非小张的舒适区，而是她出道以来所做的一次重大突破。
不过，我觉得小张没太搞明白《秧歌》好在哪里——她不排斥流行文学，但不那么清楚怎样写才能赢得更多读者。《十八春》流行性非常高，可是紧接着写的〈小艾〉就不行了；《秧歌》打入西方文坛还算成功，而后面的《赤地之恋》、《怨女》、《少帅》又不行了。╮(╯▽╰)╭
好了，闲话到此为止。到底我是希望，有生之年有机会看见《秧歌》被拍成电影。《小团圆》就省省吧，有这个诚意去拍《雷峰塔》和《易经》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