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个体能利用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增长。中国几乎不可能因为外因就“到此为止”，只有从内部去找原因。
现在出现的问题，尽管在舆论层面往往归于外因，但实质依然是内因。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几年过去，一些问题下回答的风格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难道中国真实的生产力出现大幅倒退了吗？当然不是，这反映的其实是社会层面已经出现的悲观预期，并且是在生产力已经大幅提升后，由依然存在的收入分配失衡、就业错配、过度竞争导致的需求不足（引发投资回报不佳并抑制投资）所形成的正在不断自我强化的悲观预期。
有观点认为，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行业大有前途，未来在于产业升级。但是，行业产业升级就意味着生产力提升，意味着单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下降，意味着它的供应链最终也要全球化，各环节分布于成本相对更低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它直接支持的就业容量并不会太大，并且还会有缩量倾向。同时，全球人口已经看得到上限，市场本身有天花板，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枪炮轻易扩大商品倾销市场。
所以，单纯通过产业升级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但却不可能长期形成整体收入提升。收入提升需要传导过程，也伴随必然的衰减，到达末端时的影响就会所剩无几，无法真正有效提振整体就业质量与收入，这反过来又会制约高端行业本身的市场容量。汽车销量开始遇到寒冬的时候，中国的家用轿车覆盖率依然不高（不到一半的家庭有汽车，家用轿车更低），这二者看似矛盾，但确实是有内在联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尽量服务出口贸易，在制度设计层面有很多倾向性的配套，最终目的都是人为压低制造业的人力成本，形成在就业者层次偏于过度的竞争。如果对外市场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下去，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个体层面追求的并不是马上就尽量消除不平等，而是实实在在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即使不考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世界市场的容量也有上限，因此通过追求不断扩大市场来暂时回避不平等问题是不可能长久的。
在未来可预计的时间内，中国依然保有相当可观的人口数量和单一市场，依然可以显著影响到世界的供应链。中国的工业门类齐全，现实产能与潜在产能足以继续提升国民人均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国民受教育程度依然在快速提升，可产出的非物质资源相应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所以，从经济增长的本质看，中国基本不可能“到此为止”。
前面的用词是“基本”，因为确实有一些因素能让上述潜在因素或增长潜力无法顺利实现的，实际上就是内部方面的因素。官媒批毕业生脱不下长衫，但我们要看到一边是生产力提升、不断挤出劳动力的制造业，一边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能力从事非物质资源生产的毕业生，如果非要这毕业生去制造业工作，就是一种错配，既影响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又影响了非物质资源的增长。又如，为了控制用人成本形成了过度的竞争，参与竞争的失败者直接“躺平”，因此他的许多潜在需求都无法变为实际需求。光是由官媒批评他们“躺平”，这些损失的内需就能补回来吗？
当然，中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已经很难“到此为止”，如果用学生考试做比喻，那就是想考不及格比考满分还难。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实在与体感的区别——仅仅是两三年的增长点不足，就已经在舆论层面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已经让官媒多次喊话“希望比黄金更重要”和“光明论”。而即将到来的深度老龄化，更会过度放大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之处，体感也将越来越多地对实在产生影响。悲观预期会自我强化，低生育问题也一样，而低生育问题过度强化会直接影响到关键的人口总量问题。但是，针对悲观情绪的喊话没有多少用处，关键在于解决悲观预期的源头。
因此，在二十年后人口到达深度老龄化程度以前，重点在于抓住机会窗口解决收入分配失衡、就业错配、过度竞争的问题，以及时完成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如果能够尽快从过于悲观的预期中脱离出来、摆脱过低的生育水平，能够保持住相对较大的人口总量，中国就极难因外因而“到此为止”。
解决好这些内部问题之后，中国实际人均能利用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必然会长期增长下去，以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则会更加明显。但如果解决不好，深度的老龄化还会继续强化内需不足问题，促使悲观预期加速自我实现；长期过低的生育水平更会显著削弱中国凭借人口总量抵抗外因干扰的优势。在深度老龄化、人口过度降低时，即使以货币衡量取得了经济增长，居民实际利用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水平也可能是停滞不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