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以“新清史”为代表的欧美清史研究比国内清史研究领先的地方在于【研究范式】。
中国的清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基点反而是“西方中心主义”。
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冲击-应激”这一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衍生概念。
这种研究范式最大的问题在于事实上否认了东亚内陆地区有原生的近代化动力。
东亚内陆的近代化都是基于“冲击-应激”的原因。
而“新清史”则是压根儿不认为东亚内陆地区的近代化是“西方中心主义”，“新清史”的研究基点是“反西方中心主义”。
“新清史”反而认为东亚内陆有自己的原生近代化需求，只是发展缓慢，西方的冲击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比如在清朝识字率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往往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清帝国毫无自发近代化动力，论据之一就是清代，尤其是晚清识字率降低到不足5%。
而“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教授则同样基于“反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清帝国平均识字率在28%（《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
那么，这两种观点谁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呢？
显然是罗友枝教授。
因为晚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张朋园教授虽然不认可清代平均识字率能到28%，但是同样也认为清代平均识字率应该在20%左右。
5%和28%谁更接近20%，不言自明了。
至于为什么张朋园教授的判断就能当作评价标准和金科玉律，这是另一个需要长篇大论的问题。
最后说一下“新清史”为何在引起这么大争议。
“新清史”发源地是美国顶级高校，这也不奇怪，最反对各种“西方主义”的教授都是西方自己培养的。
因为这些教授在西方的“心脏”，他们更能观察到各种“西方主义”学说存在的问题。
这就类似于最反对秦制的学者往往是国内学者（秦晖）。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另一个特点就注定了“新清史”的争议。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意识形态认同”的国家，所以美国天然反对任何民族主义。
注意，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另一个更大的题目，略过。
因此，“新清史”学派在研究东亚内陆地区历史的时候，难免就会倾向于解构民族主义。
这就难免触碰到了东方的一个禁忌：汉化。
所谓“汉化”，通俗而言就是少数族群统一东亚内陆地区后，会不自觉的在文化上受到中原的汉人影响，最后成为汉人。（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汉人而非汉民族，汉人是族群概念。）
“新清史”学派主张清王朝不存在“汉化”，只是爱新觉罗家族为了减少统治成本表现出了对汉人文化的一种表面尊敬。
但实际上爱新觉罗家族在统治东亚内其他地区时并没有兴趣去推销当地的“汉化”。
其实“新清史”学派否认“汉化”并不是源自西方殖民主义想要瓦解东亚内陆的和谐，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自觉。
“新清史”不仅否认汉化，同样也否认“满民族”，“新清史”另一位代表人物柯娇燕教授也同样认为在19世纪末之前，清王朝不存在“满民族”这个概念，出身满洲的旗人在当时只有族群概念。
最后，再说说我个人对此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清帝国的统治阶级对于汉人的堤防和汉文化的警惕以及贬低性言论，不是基于血缘和语言，而是一种基于武勇的警惕和蔑视。
这就像是中世纪西欧国家和英国对东罗马帝国的蔑视和警惕是一样的。（武勇蔑视本质上是军事封建对多民族帝国的系统性优越感的体现）
从法理上说，东罗马帝国1000%是罗马帝国的正常延续，只是从罗马迁都到了君士坦丁堡。
但是，西欧（含英格兰）这些军事封建国家就是鄙视不够勇武，只会耍阴谋诡计的东罗马帝国。
甚至剥夺了东罗马帝国“罗马人”的头衔，称呼他们为“希腊人”。
甚至德意志地区的学者连“罗马帝国”的称号都给东罗马剥夺了，叫人家“拜占庭帝国”。
这就相当于东汉时期的匈奴人不承认东汉是汉帝国，匈奴学者称呼刘秀建立的东汉是“南阳帝国”一样。
总而言之，清帝国对汉文化确实有一种基于武勇之上的蔑视，但是距离民族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
如果是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蔑视，那么具有一半汉人血统的清仁宗嘉庆帝是绝对不可能继位的。
同样，具有一半瑶族血统的明孝宗也是不可能继位的。
回到问题本身，我个人觉得“新清史”学派对国内清史研究最大的刺激在于让国内学者清楚知道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基于“冲击-应激”这个西方中心主义延伸概念的。
能让国内学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功莫大焉。
这就是形象的“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概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