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 @幻影soc 的回答多讲一点吧。
现在，以及未来几年，中国的科研产出系统正在进行一个本质性的转型：从重论文到重课题。赵老师这种热忱的学者没有赶上这个趟、在斗争中失败我是为他感到抱歉和遗憾的。但是这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把这件事预设为人浮于事的陈腐官僚vs锐意进取的实意改革者这种黑白分明的叙事是不合理的。作为社科学者我要讲的一定是背后更为广大的结构。事实上科研产出系统的转型和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模式、投资回报模式、科技突破模式是严格配套的。如果说过去那种重论文的玩法我们是遵从资本主义世界学界过去探索出的最为有效的产出传统，那么重课题的玩法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新模式。
这个模式是根源于金融财政、最早体现在自然科学工程学新产出中，然后顺带把社会科学以及整个高校科研体系逐渐绑上战车的。在财政预算不足而金融资本过饱和的情况下，税源的压力已经压着各级政府在深耕从科技成果转化到一轮二轮三轮预备上市成功退出一条龙的风投服务了。从政府到私企层面对科研的要求都是具体的成果，而目前唯一有效的扶持方式就是报课题。课题早已不再是一个研究项目了，而是一个风投标的。社科这里目前见到的甚至仅仅是被波及到的初级版，而在一些走在最前沿的城市与高校，针对自然科学工程学专业设计的科技成果转化经纪人和天使投资已经成熟了。
当然，我们的模式在迭代，资本主义真正核心那边的模式也在迭代；我们只是以不同的途径大步奔向全面金融化的未来。
没有自由学术vs官僚系统的矛盾这回事。自从我们打开大门加入这场游戏，从来都只有小作坊生产vs现行金融财政结构的矛盾。
过去的、哪怕是刻板印象里的西方自由学术难道是田园牧歌吗？不是啊，既然我们这个时代围绕这样的核心矛盾是这样的斗争结果，过去那套高质量论文+会议模式自然也是上一个时代西方政企校围绕当时核心矛盾的斗争结果。没有伊甸园也没有地上天国。
说点白话就是学界今天还能有这样的地位本质上是因为它一百多年前发家时期就已经和金融资本主义深度绑定了，这故事福柯那帮人就讲过。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有不同结构和不同需求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已。就算在金融资本主义之前的故事，葛兰西也早已讲过了。
个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自处呢？我选择跑到潮头先看清楚怎么回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