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物品及其价值
当“需要”——某人必须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数量——超过可以取得的数量时，商品就是经济物品。尽管门格尔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暗含的意义是：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与经济物品相关，产生了节约的问题，就是在各种需求之间做出选择满足某些需求而不满足另一些，并以某种取得最优结果的方式行事。门格尔是在功利主义传统之外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他的经济人并不追求最大化快乐，而是要在最有效的方式上满足自己的需要。
需要及其满足
考虑到对不同类型的需要的满足和对一种或另一种需要的不同程度的满足，需要及其满足有不相等的重要性。需要及满足可以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需要，降至较少重要性的需要，直至达到最后的饱和。门格尔没有用图形和数学公式来支持他的论证，相反，他列出了一个由假设的级别构成的表，表示在10个不同的商品中从对后续单位的消费中得到的满足的重要性。商品标作I到X，级别从表示最重要的10延伸到零。对这10个等级的重述如下： 门格尔分别用I栏和V栏说明个人对食物和烟草的需要。如果对食物的关键的需要所满足的程度用6表示，则对烟草的消费尽管在总体上不太重要，仍可设定其重要性等于进一步满足现在对食物的不太迫切的需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门格尔没有提到效用递减，而是提到需要及其满足的重要性递减。他所建立的原理是，人们首先满足对它们有最大重要性的那些需要，然后是较小重要性的需要，直到一切需要满足到具有相等重要性。这个论证中的下一步，一个十分关键的一步，是从已经被刚刚阐明的原理中得到一种主观价值论。门格尔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失掉了一个单位的同质商品的存量，那么结果是什么。他宣称，所丧失的一定是最小重要性的需求，如果遗留下的总存量未受影响的话。因此，他得出结论，对于单个人而言，某种商品总量中，任何一个单位的价值，等于借助于该种商品总量的一个单位而取得的最不重要的满足的意义。
维塞尔与庞巴维克
门格尔最重要的追随者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1851—1926）和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二人是同学和朋友，最后成了两姊妹的丈夫。严格地说，他们不是门格尔的学生，他们只是由于在20岁出头时读了门格尔的《原理》，从而处于他的思想的影响之下。由于门格尔退休较早，后来出名的奥地利人包括哈耶克、米塞斯和熊彼特都不是门格尔的学生而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学生，他们在当时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中取得了许多教学职位。维塞尔先是短暂地在维也纳，然后是在布拉格，最后再次在维也纳作为门格尔的继承人执教，但他在战争期间担任的商业部长之职打断了他的学术工作。庞巴维克在教书和财政部的工作之间反复变化着，他曾在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的大学教书，并曾三次领导财政部。 奥地利学派的原始集团中的这两个年轻的成员有着非常不同的性格。
庞巴维克是不知疲倦的争论家，是深入研究经济文献的学者；维塞尔因其奥林匹亚式地远离他那个时代的争论而闻名，并将自己的阅读严格限制在孔德思想的训练之内——他的妹夫曾经徒劳地企图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职业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讨论上来。然而，维塞尔的学术兴趣比庞巴维克甚至比门格尔更为广阔，还包括社会学著作。 尽管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成就很突出，他们却没有哪个人的头脑有门格尔那样的创造力。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继续追随着这个学派的建立者所提出的许多思想。两人保持着在德语国家中的经济理论灯塔地位，这一地位德国历史经济学家曾有过但已近乎消失。
维塞尔与社会主义经济学
在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年，1893年英译）中，他企图说明，在任何理性秩序的社会中——不管其制度如何——都得做出评价的意义上，经济价值是“自然”范畴。他得出了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先例的重要结论：
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可能回避评价： 那里仍然像其他地方一样有需要；为充分满足需要可获得的手段是不充足的；人们仍然倾心于他的财产。一切不是免费的商品都被认为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它们根据可以取得的存量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确定价值的等级；这种关系最后会在边际效用中将自己表现出来。这种基本的评价规律，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对于整个社会是完全而无限有效的。
尽管维塞尔强调了主观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适用性，但他和庞巴维克一样反对劳动价值论，并使之处于透彻的批判之下，后者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以一卷题为《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年，1898年英译）的书中，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主导性的批判。
庞巴维克与利息理论
庞巴维克对利息和资本理论做出了主要贡献，他也正是利用这些贡献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最有效的批判。他显然比维塞尔走得更远，维塞尔没有回答社会主义的生存能力和可取性的问题，而只是强调基本的经济原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下都有效。庞巴维克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对人类环境的批评，就是说，对稀缺这个核心问题的批评，而这是社会主义也不得不面对的。 庞巴维克的观点是在《资本与利息》（1884年，1890年英译）和《资本实证论》（1889年，1891年英译）中提出的。前者是有某种倾向性的关于利息理论的理论史，而后者包括了他自己的理论贡献，它受到了很大的注意，并且刺激了直到今天都远未解决的争论。庞巴维克论证说，人们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未来资源而过低地估计未来的需要；另外，今日的可得到的商品在未来会体现出更高的价值。根据这“三个理由”——前面两个是心理学上的，后面的一个是技术性的——与同样种类和数量的未来商品相比，人们倾向于对目前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并且引导他们用目前的商品换取未来商品时要求被支付一笔额外费用，使现在和未来商品的价值相等。这种额外费用就叫做利息。
庞巴维克自己举出的几个例子说明了这三个理由的意义。人们倾向于过高估计未来的资源：如果他们目前因为缺少某些商品而受苦，他们可能就有理由期望在未来得到更充裕的供应。比如暂时的悲哀和灾难，以及那些企盼取得更好职业，从而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善的人。人们倾向于过低估计未来的需要：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缺乏想像力与意志力，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与生命的短暂。目前的商品在未来是会产生更高价值的商品：需要喝水的人可以走向泉水并以手捧水来喝。或者他可以将一段木头制成木桶，在他的房子里储存大量的水，但这种更有优势的条件需要时间来生产一把斧头并且伐倒一棵树。甚至为了取得更大的便利，他可以建构水管将水引向他的房子。在这里，从劳动的消耗到取得水的道路变得更长更曲折，但结果仍然是更有报酬。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人们对于目前可以取得的商品的评价高于将来会取得的商品的评价。
米塞斯
……单说纯理论的著作，不受经验主义的污染，没有数学，方法论上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是奥地利学派的标志，没有人比米塞斯能以更直接和不妥协的方式将这些传统继续下去了。他批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没有合理的定价方法。他的批评是有影响和发人深省的，可以同一代人以前庞巴维克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相提并论。米塞斯像庞巴维克一样但更为教条主义，也怀疑经济干预主义体制的可行性。他非常强烈地坚持自由放任，即使在货币政策的领域中也拒绝对政府的角色妥协。在这个领域中的这种角色，在很长的时间里已经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是保守的。随着时间的继续，特别是随着凯恩斯思想的扩散而带来的公共政策的扩张，米塞斯坚持自己观点的不屈不挠的强硬立场使他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远离了经济思想的主流，并且被他的某些同时代人认为是乌托邦式的。
哈耶克
哈耶克比米塞斯年轻20岁左右，也同样有个人主义的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但是更愿意接受数理经济学，因此能够参加当时技术经济学的讨论。在他的事业中期，他对经济周期理论和资本理论做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但是在晚年，进一步转向经济组织、理论史和经济哲学的更宽广的问题。
哈耶克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是过度投资理论，其中“投资短缺”在两种意义上导致低迷时期：当投资基金不再随着可以取得并因而使那些已经建设但需要补充的停止下来的项目成为未完成的投资项目时，萧条就发生了。 哈耶克在方法论上首先关心的问题，对于数学的使用不如对于他称之为“科学主义”的经济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使用，在他看来，认为它理所当然地——并且鼓励——应用适合于单调的自然科学对象而不适合于人类的控制。他没有像米塞斯那样宣扬人类的自我指导的影响，不变地强调依靠非个人的市场训练；实际上，他将理论经济学限定为目的“在于解释社会经济学行为中的那些一致性，这些行为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独立的个人和集团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从中除掉了一切非市场的现象。在1950年提出的这个定义反映了哈耶克和其他的奥地利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典型态度；后者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实行有意图的行动。
尽管对于某些人而言，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似乎是老式的，在时代步伐以外的，其他的人将它评价为在以新的凯恩斯导向的正统为特征的思想空气中使对基本问题的讨论保持活力的手段。 哈耶克将经济学等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远远超出了门格尔的教导。门格尔不断地指出，许多社会现象不是“有机地”产生的；它们不是作为无目的的社会形式而兴起的，而是“实用性的”，就是说，是“社会成员协议或积极立法的结果，是有意图的社会共同行为的结果”。同样，米塞斯对绝对的自由放任的支持违背了维塞尔的教导，他提到劳动市场时写道：“考虑到个人的无助，自由主义学派的口号‘自由放任、通行证’几乎成了一种嘲笑。”
熊彼特
当哈耶克和米塞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改变他们的导师的遗产时，熊彼特在使自己从他的先驱者的著作中解放出来这一方面走得更远。他没有接受和夸大他们的著作中的某些传统，他更易于接受许多奥地利学派范围之外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他认为高于一切现在理论家的瓦尔拉斯的影响，其次是他在早期的个人接触中与之联系起来的英美传统的影响。在熊彼特与奥地利传统的决裂中，更突出的是他的一般方法，这被称为是“方法论的宽容”之一。他的著作不限于较早的奥地利人所耕耘的纯粹理论的一种类型，而是更为广阔，并且反映了他寄予数理经济学和以数量为导向的经验研究的希望。他实际上有一次评论说，如果命运允许他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他就希望成为一个经济历史学家。他的兴趣的广泛范围在他的《经济周期》的副标题中表现出来，他称之为《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 熊彼特著作的核心思想是要强调企业家的精英对于变化和增长、对于经济周期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性。